第一部分晚清?末路
辛亥百年0000铁屋里的大国突围一、一种现实，一个主题，一条主线鲁迅关于铁屋子的寓言，脍炙人口，凡喝过点墨水的人都知道，这个铁屋子暗喻当时的中国环境，铁屋子里昏睡的人喻指当时愚昧的中国人。对于这个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里面的人很快就会被憋死，这样死了可以少一些痛苦，但是鲁迅觉得，与其这样死去，还不如叫醒他们，一起来打破这个铁屋子，这样还有活着出去的希望。鲁迅这个寓言不只适用于鲁迅所处的“当时”，用来概括整个近代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它极其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史上中国的一种现实、一个主题和一条主线：一种现实，就是中国日益被关在黑暗的铁屋子里，这是专制主义与殖民主义两层“铁皮”加固的铁屋子，中国人遭受着专制独裁和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这是令人窒息的中国现实，如果不唤醒民众，做殊死的抗争，破冲铁屋，获得生的希望，就只有被侵犯奴役的份；一个主题，就是突围，打破铁屋的围困，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条主线，就是探索突围的方式方法，一个个失败之后，最终落脚在以民主主义来打破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一个被关在铁屋子里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羸弱的国家，羸弱的国民，我为什么还要说它是大国，并把反对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救亡图存，追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喻为大国突围呢？这是有依据的，那时的中国虽然处于内受独裁，外受欺凌的状态，整个像铁屋般黑暗，但仍然是一个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十分了得。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实力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的287%。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仍领先世界，在占全世界的173%。到清朝灭亡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占全世界的11%。我们现在的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排世界第二，与当时的晚清垮台之前基本上相当，国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世界话语权也不可同日而语。晚清这么一个大国被困在铁屋子里，任由列强欺负，想突围却不出来，不光我们现在觉得纳闷，更是自1840年以来，类似鲁迅这样的中国精英分子所冥思苦想、探索追求的。在这一路的冥思苦想、探索追求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唤醒，突围的方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救国行不通，中体西用的及表不及里的救国之路行不通，最后终于发现，必须以民主利器来打破铁屋，突围之后仍然奔向民主宝殿，才能救亡和复兴，才能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有学者将这种受西方暴力威胁转而效法民主的方式称为“外生型民主化”，对此我颇为认同，我曾经有一句玩笑话，说中国近代史，简而言之，就是一位养在深闺的女性被强暴而成为女人。按常理，一位女性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成为一个女人，即民主应该是人民内在的、自觉要求的结果，而不是一种被动反应，但近代中国民主最初确实是一种被动反应，是作为舶来品而被接受的，被迫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个外加给中国人的铁屋子里，所有绝望、抗争、痛苦、救亡和复兴，直至打破铁屋子，最后都落脚到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之上，亦即对民主的追求和实践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打败专制主义，摆脱殖民主义，走出传统，融入现代，争取人民富裕、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近代中国时局图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本质上说，大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的对抗，是一次次君主专制与西方民主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制度与落后制度的对抗，是一次次先进文化与保守文化的对抗。从世界历史看，两种制度的较量彼此都有胜有负，但从总体而言，先进制度多数战胜了落后制度，民主在世界政治版图上攻城略地，其势难当。可是在晚清时代，中国的专制制度一次也没能战胜民主制度，其被摧枯拉朽地打败，尤其显示了中国专制的腐朽性、顽固性。专制压制了社会的活力，闭塞了人们的视听，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力，培养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奴隶，致使整个社会因循守旧，日趋衰弱；专制造就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必然导致绝对的灭亡。专制下的泱泱中国尤甚，此时已是步履蹒跚，就像一个病老头，跟不上时代的脚步，碰到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一个拳头过来，就差点倒掉了。那所谓的经济强大，更像是浮肿而非强大，甚至只是辉煌的夕阳景象，毕竟快要日落西山。我们反观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崛起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国家崛起得益于政治制度创新。英国只是一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它之所以迅速成为超级大国，号称日不落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因为它较早地建立了民主政治。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以十分低廉的成本，废除了君权专制，开启了君主立宪的民主政体，逐步建设成一个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而这正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至为坚实的基础，因为民主宪政的确立，营造了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社会活力迸发，一切由此改变。工业革命表面上看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实际上是政治变革的必然结果。英国因实行民主政治而率先崛起，充分说明政治制度变革之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性，是“制度比人强”极为鲜活的实例。而这样的道理，早就被卢梭道出：“我已看出一切都归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作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质决定的。”这不光是英国的崛起在例证着卢梭的话，之后，法国、美国和日本相继成为世界强国，也是因为他们创试了民主政治制度，激活了国家潜力。对于习惯了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民主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说只是一个上至远古三代的遥远记忆，对民主政治重要性的清晰认识和急迫追求是从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之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最早朦朦胧胧地认识民主的，是魏源、徐继畲、林则徐这样一些先进分子，他们从西方人的记载中大概地了解到西方民主政治的情形。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描写到英、美国家的民主制度，说英国“巴厘满”（议院）是“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但他们囿于自己根深蒂固的专制背景，并没有从思想上积极接受民主制度。此后应该说一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和认同都是缓慢的，因为，时人觉得救国的首要是师夷长技，热衷于技术、经济方面的洋务运动，以为技术好了，经济强大了，国家就自然强大了，还没有有意识地从政治上去思考救亡之术，这是试图在经济、技术上谋求大国突围。这一时期的维新派和有世界眼光的官员有机会进一步关注西方民主政治的内涵，“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一国之人，无论贵贱，皆当视为平等”等思想观念也有所传播，但没有“触及灵魂”，也就不会身体力行地付诸行动。转折点发生在甲午战败，一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中国，虽经洋务运动苦心经营，完全没有想到败在“蕞尔小国”的日本手里，而且败得那么惨，毫无颜面，蒙受空前的奇耻大辱。“仅仅几个月的工夫，它(中国)就不得不从傲慢的梦中惊醒。”洋务运动刚刚积累起来的一点自信被摧毁殆尽，洋务运动所代表的经济、技术突围路径也因之宣告失败。一时间朝野皆困惑，重觅突围之路充盈国人之心。康有为说：“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于日本，过之十倍，而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这大概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切身感受。理亦难解，也要去强解。虽然时人认为这次战败有决策和指挥失误等原因，但更多的反思指向了旧体制，意识到洋务运动只治其表，不治其本，不足以救中国，必须放弃旧有的一切，涤荡旧俗，冲决重围，建立新的制度与模式，以期重振雄威。人们开始逐渐认清西方民主对西方国家兴盛的意义，接受西方民主，先进分子还试图去身体力行去实践。此后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明确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但在强大的旧势力阻挠下变法匆忙收场，这一次突破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等方式宣传维新变法，宣扬民主宪政，对社会民众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民主思想启蒙，为以后的改革和革命准备了思想与人才，为大国的突围进行“试错实验”。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又以蕞尔小国打败世界公认的强国沙皇俄国，国人彻底相信，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绝非偶然，因为日本是君主立宪国，而中国与俄国是君主专制国之故，中日、日俄之战是立宪与专制两种政体的对决，事实证明，立宪国必胜，专制国必败。两次战争血与铁的事实给国人以强烈刺激，让国人猛醒，“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之果”。国人警醒地认识到，国家之强大不在于地域之大、人口之众、种族之优，关键在制度，有没有实行宪政。一时间，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呼声空前高涨，掀起了一股立宪风潮，连一些反对立宪的守旧派也站到了立宪派这边，力量呈现十分有利。清政府出于内外压力，姿态上不能不有所回应，提出要立宪，试图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中国民主政治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可惜很遗憾，清政府主导的这次立宪因为自己缺乏诚意而导致失败。但是，在此过程中，经历了立宪派与革命党关于中国适用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大论战，这场论战促使双方都进行民主扫盲，去读点关于民主的入门书，观察西方民主制度的运行，思考在中国如何建立民主制度。比如孙中山提出民主宪政分三步走的思想，梁启超关于施行国会制度与责任政府的构想，都涉及民主制度中人民权利、权力制衡、选举、地方自治等基本问题。其间还经历了清政府主导的关于民主政治是不是一个好政治，能不能在中国搞，以及怎么搞的内部大讨论，具体的民主政治机构的设置，比如咨议局、资政院等的创试，地方自治、法律改革的推行等。不管是革命党把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还是立宪派把民主制度看得太复杂，还是清政府对民主制度持“怀疑态度”、“缓行态度”，社会其他阶层对民主制度理解得太肤浅，这次长时间的论战，都极大地普及了国人的民主知识、民主意识，并在短暂的立宪运动尝试中发展了民主力量，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的精英分子仿效美国民主制度来设计中国的民主制度，实行总统制，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建立起民意机构临时参议院。临时政府北迁之后，议决了国会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等基本法律，组织了国会选举，召集了第一届国会，政治活跃，结社风行，一派新气象。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前所未有的民主实验，不管成败得失，都是对铁屋子最有力的一击，是极其宝贵的。从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民主试验几番沉浮，困境重重，突围一次次失败。现在盘点，至少经历过几次强有力的突围，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力图清算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联合一切力量一致对外，各党派各阶层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次民主努力间接促成“五五宪草”。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各党派各阶层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走和平建国道路，但蒋介石坚持独裁，压制或解散民主党派，发动内战，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一个简单的线条画下来可以看出，打破铁屋，大国突围，追求国家民主化，实行宪政，实现社会转型，是贯穿中国近代的使命，辛亥革命只是这个线条上的一环，却又是极为耀眼的一环。二、辛亥革命：关于打破铁屋子的三个比喻在此，重点说一说辛亥革命与打破铁屋子这档事。因为马上就是辛亥百年纪念了，这本书也是为辛亥革命百年而写的。站在百年这个门槛上回望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除了怀念敬礼，我们能够看到什么？能够言说什么？能够启发什么？能够收获什么？这是值得好好梳理的。我们现在当然能倒背如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年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的，辛亥革命是对铁屋子冲击最为勇敢、最为坚决、最为沉重的一次，因而注定是中国近代民主化最为决绝、最为艰难、最为成功、最为有影响力的一次。它是近代中国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一次重要跳跃，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形态，好听的话在梁启超、胡适等大家的纪念讲演以及文章里都有说过。虽然在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独裁统治以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复专制倒腾下，辛亥革命的成果几乎荡然无存，但没有人可以否定辛亥革命之前、之中、之后播撒下的民主思想种子，它所构建的民主理念、制度框架，留下的民主政治遗产，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有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或可用三个比喻来分析说明。应该说，打破黑暗的、不透气的铁屋子不是革命的终极目标，建立适宜于人居的新房子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辛亥革命或许打破了那个黑暗的、不透气的铁屋子，但是建立的新房子在时人看来很难说适宜于人居。这样，人们很可能从一个黑铁屋转到了一个黑土房，铁屋虽换成了土房，但本质没有变，仍然是禁锢窒息的所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失败就在所难免。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主义，甚至专制势力太过强大，反而压倒民主力量，引来一再的复辟。即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复辟没有机会，仍然可能促成假民主之名、假自治之名的独裁统治。确实，在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了，深到即便流血革命都难以撼动，深到自诩民主先驱的人会流着专制主义的血液。要说创建民国的那些人，应该是最具民主思想和理想的人，但他们身上何尝不浸染了太多的专制思想？比如长期旅居国外的孙中山，口口声声讲民主平等，仍不免带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自己当总统就用总统制，总统的权力很大；袁世凯当总统就要求用内阁制，削弱总统的权力。等到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夺走了之后，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大搞个人权威和个人独裁。革命的先行者都如此迷恋专制，更不要说袁世凯那种半新半旧的人，只要有条件，不搞专制才怪。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头脑里丝毫没有民主这个价值，而是，他们经常地将民主放在救亡、革命里面，救亡、革命大于民主，对民主缺乏独立的价值观，民主变成了一个附带产品，甚至一个夜壶，想用则拿过来，不想用就放到一边，这样，一有机会，专制主义就会滋长。专制主义是一体两面，一面是专制主义，一面是奴隶主义，没有专制主义就无所谓奴隶主义，没有奴隶主义也成就不了专制主义。我们试想，袁世凯想要复辟称帝，孙中山要搞党内独裁，这固然是专制主义作祟，但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去“抬庄”，心甘情愿地“做稳了奴隶”，那些违反民主的事情还会发生吗？至少不会那么顺利吧。既然民主先驱都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那么，他们依葫芦画瓢弄出来的民主，多少会掺杂进一些专制的私货，变成很不专业的东西。因此，你说他们打破了铁屋子，建起的新房子，又有多少新意？难怪哥伦比亚大学教授N佩弗说中国的共和政体是个粗糙仿制品：“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专制主义比专制本身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是专制者得以专制的土壤。用胡适的话说，大清王朝早就该命绝黄泉了，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该绝了，维系这个该绝不绝的政权的就是专制主义，因为“那七百年理学余威还在那时支持一个尊君的局面，使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不敢做进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别说那些老古董，就是袁世凯这样的新派人物，当了权也不敢造次，直截了当地取而代之，而是假革命党之手来劝诱皇帝退位，怕落个不好的名声，等到自己有机会了，也想爬到龙椅上去坐坐。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铁屋子虽是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双层铁皮打造的，两者好像一丘之貉，但帝国主义往往被专制主义所利用，进而加固了专制主义。专制独裁者往往利用国家民族危机来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民众的怒火引导向列强，而不是引到自身，在这种引导的作用下，民众尤其懂得爱国，但就是不懂得爱民主，甚至为了所谓的爱国而践踏民主。难怪李慎之先生说：“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这是专制主义操弄的后果，也是专制主义得以长期生存的土壤，而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正好处在民族危机重重的时代，正好被专制独裁者拿危机来压倒民众对民主的要求，这就是“危机压倒一切”，“救亡压倒一切”，以至于长期跳不出“救亡压倒启蒙”的怪圈。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在和平时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反专制主义，专制主义被连根拔掉了，国家强大，还怕什么危机袭来呢？第二个比喻，辛亥革命是这么一回事，先知先觉者唤醒了几个浅睡的后知后觉者，从铁屋身上撬开一个仅够容身的出口，一起跑了出来，然后自称打破了铁屋子，而实际上，铁屋子里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叫醒，还在呼呼大睡，没有跟随他们一起逃出去建造新房子。而那些精英分子动手建起的新房子由于缺乏民众的参与和保护，很快就被“拆迁队”的人赶过来拆得精光，反过来又把那个铁屋子修复加固起来。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辛亥革命是一次中国精英分子（革命党人与立宪派）领导，利用旧官僚、新军力量，缺乏底层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其民主政治模式是按照少数精英分子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准确地说是精英分子依西方民主政治那个葫芦，画中国民主政治这个瓢，贩卖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关于民主政治的ABC，其建立的民主政治只能被称为“精英政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20世纪的中国，中国民主启蒙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认识民主的是极少数精英分子，而真正懂民主的更是少之又少，像梁启超、严复、胡适这些人真是凤毛麟角。从数量上说，少数精英分子与四万万中国人相比，真是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依靠零头一样的人来推进有千年专制根基的中国民主政治，真的有点蚍蜉撼大树。须知，民主化的过程其实是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即民主力量壮大并压倒专制力量的过程，期望强大的专制独裁者良心发现，将自己的权力拱手交出来给民众，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的胜利来得太突然，只能由这些稍通民主政治的少数精英来描画设计中国的政治蓝图。而且这些精英分子大都有“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喜欢为民请命，代民行为，自认为代表着“天下”的利益，较少考虑民众的意愿，他们的思维模式本身就带有非民主的特性。其实呢，在民主代议制中，人人有选票，除非授权，不需要别人来代劳，精英分子也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诉求。但长期处在专制统治之下的普通民众，限于知识和生活水平，无力也无暇提出自己的民主诉求，主张自己的政治权利，构成平民政治生态，这就是精英民主冒出来的原因。可是精英分子很快就发现，精英民主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是不太靠得住的，也经不起独裁者的打击。辛亥革命之后，用许多革命志士的鲜血换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在袁世凯的一步一步摧毁之下，最后连个空架子都难以为继。这实在是因为精英民主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包办的民主，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和认同，不能在整个社会形成共识而变得曲高和寡，不论精英们如何嘴不离民主，说得滔滔不绝，民众都有点事不关己的味道。精英替民众包办民主，像家长替儿女包办婚姻，不管儿女喜不喜欢对方，甚至儿女连对方长得什么样，是否缺胳膊少腿都不知道，都被一句“为了你好”打发掉了，被塞给了你，过不过得好，那就是你们的命的问题了。于是精英分子还发现，民众没有觉醒没有参与，民众非但没有变成国家的主人，非但没有获得民主政治的幸福，甚至还会成为专制复辟的重要支持力量，就像很多民众“劝进”袁世凯称帝一样，这样，精英民主就很难搞下去了。所以讲，在专制势力非常强大的情况下，搞精英民主是很艰难的，只能搞平民政治，政治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能搞平民民主，让人民从民主中获益，让民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们不能或缺的大米、水和空气，只有这样，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00第三个比喻，辛亥革命或许没有完全打破那个铁屋子，但确实让不少人逃出了铁屋子，并建立了新房子，只不过这新房子很难说适合于人居，但绝对比令人窒息的铁屋子好，并非是一个禁锢的黑土房，只是，人们因为不满意而将其视同铁屋子一样的东西，大有错杀之嫌。这个比喻可以这样来解读。由于中国人对民主缺乏经验，却又对民主抱有十分美好的幻想，以为一民主一宪政，国家马上焕然一新，就像阿Q幻想革命成功之后，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在专制主义已成国民思维定式的国家，这种想法太过于单纯了，太过于理想了。事实上，民主政治只是迄今为止比较不坏的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民主政治像其他任何政治形式一样，不可避免地有某些弱点和弊端，这也反证了为什么其他的政治形态能够反复存在，就因为它总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优点，而这些优点被统治者需要着，也可能被民众自觉或被动地需要着，否则就毫无存在的必要了。但民主却可能变成最好的制度，因为，民主的核心无非两点，一是对公权限权，保证了公权力不能为所欲为；二是对民众放权，保障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做到了这两点，执政者就不大可能往专制独裁上滑，即便滑过去了，也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大不了不让执政者再为民众打工而已。民初的民主共和办得确实没有人们最初期盼的那么好，有阴谋杀人的，有议会打架的，有府院之争的，有政党扯皮的……这毕竟是初试民主，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哪有不摔跤的道理，只有让他不断地摔跤，然后才走得稳走得快走得好。民主的理想主义者容不得这些，他们想孩子一学走就会，一走不好就不让学，那就只能回到专制里去打转，永远也走不出来。现在，我们必须要清楚几点：一、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二、独裁也会披着民主的外衣招摇过市；三、只有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四、要相信人民能学好这个与他们利益攸关的东西；五、民主有初级班与高级班，不可能一口气吃出个大胖子来。这几点看似平常，但十分重要，我相信，如果能够得到理解和执行，经过思想启蒙和制度改革，中国的民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中国人不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愚笨，何况民主本就是最适合于笨人的政治，最怕的，“是有不少的人自以为眼界变高了，瞧不起人权与自由了，情愿歌颂专制，梦想做独裁下的新奴隶！这是我们在今日不能不感觉惭愧的”。（胡适《双十节的感想》）在回望辛亥革命时，细想这三个比喻，真是不好用突围成功还是不失败来界定这场革命，我更愿意说这是突围的又一次伟大尝试，留给后人太多的经验教训。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什么丧失文化自信力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别的时期，李鸿章说这个时代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确实，晚清社会遭遇了任何一个朝代所未曾有过的危机。这个危机往往被描述成“亡国灭种”，但不全然如此。纵观晚清，中国虽然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既未“亡国”也未“灭种”，相比起历史上的起义政变，改朝换代，血腥屠杀，极度腐败，不晓得平和多少倍。那么，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晚清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晚清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晚清社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有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侵犯主权的战争危机；有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贸易危机；有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侵吞领土的边疆危机；有外国银行向清政府放贷致使金融市场被控制的金融危机；有海关、税收被列强把持的财政危机；有革命党暗杀、起义不断的革命危机；有藩国不断“独立”、中国的宗主国不断丧失的外交危机……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试问，上面哪一个（些）危机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战争危机吗？我认为不是。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改朝换代，都是中原的王朝被打败推翻的结果，既有败于“自己人”的，也有败于外民族的，比如宋朝败于蒙古族，明朝败于满族，而且有败得十分惨烈的，比如明朝败于满族，屠城的事都发生过。相对历史上中原王朝被外民族整个地推翻侵占，晚清被西方列强打败几次，虽然也很惨，但无非是被割让了一些领土，侵占了一些主权，一些城市被开为商埠，八国联军即便攻破了北京，也没有将清政权颠覆掉，然后自己来称王称帝。如果仅以战争危机来作为最大的危机，则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战争，比起过去那些屠城式的战争，从规模、惨烈、结局来看，都算不得是最大、最严重，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来形容就显得太过。如果外敌入侵这样的战争危机都算不得是最大的危机，我想其他的危机，至少在晚清是等而次之了，就算是以推翻满清为目的的革命危机，跟列强入侵相比，也只能算是“内部矛盾”，它确实是清政权的最大危机，未必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那么，晚清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化危机，即中国人丧失了文化自信力。前面我讲过，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人把中原王朝一锅端了，我们仍然自信满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我们在文化上有足够的自信力：军事上败阵并不可怕，文化上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能够战胜征服者，同化征服者，最后，征服者还得乖乖学我们一套，按我们那一套来搞，最后政权也还会回到我们手里。我们文化上那一套无非孔孟之道，千年而下的秦制，耕读为业等，无论剽悍如蒙古，野蛮如满清，入主中原就会兴起学习华夏文化的热潮，最终都会被华夏文化征服同化掉，外民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所以，我们虽然被外敌征服打败，只要自己的文化自信力还在，就可以把一切慢慢地再捞回来，甚至由于在文化上怀有优越感而对征服者报以鄙夷的眼光。历史不是一再地证明了吗？然而历史发展到晚清，这一套似乎不灵了，我们不光在军事上、贸易上、金融上、财政上、外交上遭到了打击，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面临了从未有过的打击，而且是致命的打击。事实上，晚清社会没有我们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虽说比起“康乾盛世”确实要衰落不少，但当时的中国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这样，中国人在他们原来所鄙称的“夷人”面前，再也难以挺起骄傲的胸膛，尤其是士大夫动摇了对传统文化的信仰，极力主张学习吸纳西方文化，自身的文化自信力和优越感荡然无存，这就是晚清社会的最大危机。这场深刻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的崩溃，一是传统儒学中心地位的丧失。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文化，自汉以降，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位一体的文化架构，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化，优于其他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并由此产生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自信力。那些在文化上尚未开化的落后野蛮民族，都应该来向我们学习，定期朝拜，作为一种恩典，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属国予以关照。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我们把自己视为文明之地、中央之国，并据此形成了“华夷之辨”的世界秩序观，即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向四面辐射开来，周边的或是更远的“夷狄”对中华文明怀有向化之心，“慕圣德而率来”，而我们则负有抚驭万邦，以优秀的文明来开化训导他们的义务，使他们纳入中华文化的范畴里来，分享高度发达的文化福音。与“华夷之辨”世界秩序观相对应的，是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在关系上形成的“朝贡制度”，中国是临驾其上的宗主国，而被圣泽的国家是藩属国。藩属国必须定期遣使来朝贡，像写表决书一样称颂中华帝国如何如何文明，君主如何如何圣贤，自己如何如何向往和追求中华文化，甘愿做中华帝国的属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万国仰望圣明，皆来朝进贡，而我们则一统华夷，抚慰万民。这是何其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文化自豪感和优越感！可是，这样的世界秩序在晚清遭到了彻底的挑战，西方崛起的资本主义需要资本扩张，需要建立起世界大市场，进行全球贸易流通，就需要打破政治壁垒，构建新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可以比拟地称为“资本之辨”。在这两种秩序的冲突争夺中，“华夷之辨”显然不是“资本之辨”的对手，旧的世界秩序必然被新的世界秩序所替代。1883年中法战争，越南脱离中国的“抚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华夷秩序中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不久，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不仅丢掉了属国，自己也部分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意思是部分地成了列强的属国。中国人头脑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世界秩序观”被摧毁颠覆，世界再不是“四夷率士归王命”了，中国再不是中央之国，中华文化不仅不再担负着对少数民族或世界民族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的重任，而且自己还有被扫地出门的危险。那翻译《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者严复不是说了吗：中国弄不好，有一天会被开除球籍。这就不仅仅是“华夷之辨”的崩溃那么简单了，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还有没有立锥之地的问题，可以想象那种危机感是何其震惊，何其强烈，何其沉痛！这样的文化危机一直深远地纠缠着中国人，直到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胡适的原名叫胡洪骍，因为特别推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才改名为胡适。也正是因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自信力，鲁迅才写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来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想要重新唤起人们的文化自信力。再有就是儒学（中学）衰落，西学兴盛。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知识精英具有吸引力，给人以优越感和自信力，被奉若神明，为之托付终身，皓首穷经也觉得值。当他们接触了西方文化后，便被吸引并大谈“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纷纷成为儒学的叛逆者。从徐继畬、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郭嵩焘、张树声、薛福成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都表现出对儒学的反叛和对西学的学习和汲取。徐继畬对西方文化赞美有加，尤其是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向往不已，认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得三代之遗意焉”。就是说远古的三代，我们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哪个有德望就推选他来掌权，这跟西方的民主政治十分相似。虽然在这个时候，很多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还没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已经初步认识到民主是个好东西。出使英国的中国首任外交家郭嵩焘因为对英国社会有亲身的感知和体会，更是觉得西方文化好得不得了。他说英国这个国家，“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他甚至还说，英国由于“仁爱兼至”，是个礼仪之邦，赢得了“环海归心”，如此羡慕得流涎，哪里还像一个饱读孔孟的士大夫，分明就是一个文化逆子嘛。正是对西方有亲历的缘故，郭嵩焘说起西方的政治，比起徐继畬要系统得多，他说西洋有“乡绅房”（议会），议员受百姓之托公议政事；说那里有民主选举，“所用必皆贤能”；说那里的国家不是私人的，统治者因民众的满意与否不断更换；说那里有政党，“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说那里有言论自由，“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些知识精英看来丑陋不堪，用谭嗣同的话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就是说，两千年来，被我们鼓吹得尽善尽美，足以开化异族的文化，不过是暴政加强盗的文化，我们号称讲仁义道德，其实一肚子男盗女娼，真正的讲仁义道德在西方，是西方文化。康有为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后来对西方有了了解，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根本转变，认为西方人并非“夷狄”，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自己编写《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君臣、男女、地位都应平等相待。这等于完全把传统儒家文化里最基本的东西“君君臣臣”的等级制否定掉了，哪里还能以此文化为自豪。三个层面的文化危机自救实验有危机就要拯救，文化自信心被摧毁，就需要进行文化自信心的重建。摧毁需要时间，重建更需要时间。可以这样讲，从晚清到现在，在这170年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不断重建文化自信心的过程。当然，广义的文化分为三种：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心的建设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三者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贯穿始终。这三个层面的建设与晚清至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三个阶段相吻合，也与中国文化的三次危机拯救相吻合：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物质层面的危机拯救。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声光化电来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危机拯救。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张謇、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属于精神层面的危机拯救。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思。最开始，清政府或中国人以为自己的文化自信心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这样的物质层面上的东西所威胁所打垮，文化自信的维护只需要做一些“技术处理”，“修补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从骨子里仍然承认自己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优越的，迟早会把西方也同化掉，最少不会被西方文化所侵占，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的根本原因所在。中体西用是要清晰地表明，我们保留什么，学习什么，我们要保留的核心是我们的制度和精神，要学的只是西方的兵器、化工之类的技术，甚至自视甚高的某些中国人连这个都不想学，认为那是奇技淫巧罢了，这是跟“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有一拼的东西，正是这种藐视的心态致使中国科技停滞不前，落后于列强。这一时期、这一层面上的文化危机拯救活动，就是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特点是在政治上、精神上拒绝西方文化的影响，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样样都好，只是武器装备不如人，只需要修炼武器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次仅限于器物层面的改革，奉行的是“中体西用”的原则。北洋大臣、洋务运动领头人李鸿章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鼓励民办企业，开放通商口岸等，一切努力旨在学“技”，以便“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能不说洋务运动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现代文明在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出璀璨之光，电灯、电报、电话、火车、汽车、枪炮、船舰、采矿、纺织、机器……这些西方的物质文明成果纷纷落地中华大地，中国人像看万花筒一样看这些神异之器在翻江倒海，日新月异，发挥着他们从未想过的奇异功能。中国人以为用技术的奇力修补一下物质层面的不足，又可以重拾中华文化自信力，然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持续了30年的洋务运动即便在物质层面上的成就也是难以拎得上筷子的，甚至可以说30年的心血最终以梦想破灭而告终，李鸿章终究是衰败的大清王朝的一个裱糊匠而非建筑师。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一举击垮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先进的海军之一北洋水师，1895年李鸿章忍辱负重去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背负一生的卖国贼恶名。接着，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大连湾。一系列事件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打得落花流水，慢慢滋长的自信力再度被打回原形。尤其是甲午战败大大出乎国人的意料，国人稍稍重建起来的一点点自信一下子被摧毁得精光，因为这一回，打击我们的不是西方列强，而就是周边的一个小岛国，一个曾经被纳入华夷秩序，对中国俯首帖耳的小日本。这种心理的打击是致命的，宣告了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彻底破产。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运动的彻底破产让中国人彻底清醒，光是进行物质层面的文化自救是不行的，关键要靠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日俄战败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发现，俄国不是败在兵力，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为了探索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自救之路，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有了立宪运动，有了辛亥革命，这三个历史事件看似孤立，其实有一个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信力的重建。作为这一系列政治文化自救运动的开端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1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三条变法纲领，说是再不实行变法的话，不但要亡国，到时皇帝你老人家想做普通老百姓都没有机会，光绪皇帝听了很是震动，决心变法，亦希望利用变法给自己揽权，走出慈禧专权的阴影。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虽然存在矛盾（是否该用“党”来称谓是值得商榷的），但在借改革以巩固大清统治，维护共同利益这点上是一致的，慈禧太后对变法一度表示默认。得到太后的支持，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遣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改革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戊戌变法触动了一部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比如光绪皇帝要裁汰绿营，编练新军，这是要拿掉绿营官兵的饭碗，却没有给他们适当的出路，他们当然不干，于是成千上万的官僚、军官就跑到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外又哭又闹。最要紧的是，这次改革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权柄，这是她绝不能容忍的，由她点头开始的变法又在她的摇头之下草草收场，力倡变法的六君子亡命菜市口，一些变法维新人士遭通缉，被迫流亡海外。中国人第一次企图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文化自救的行动以失败告终，留下的是血的教训和无限的反思。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政治改革的时代要求没有消除，中国人重建自信力的内在要求始终没有放弃，并越来越成为执政当局的一种压力。在这样的内在吁求尚未得到满足之时，外在的打击接踵而来。1900年，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打算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可是，义和团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八国联军借机侵占北京，慈禧本人仓皇逃往西安，满清王朝走到了危险的关口，中国人的自信心走入了谷底，时势再次把清政府拉到政治改革的轨道上来。没有选择的选择，清廷为了稳固自己的江山，中国人为了挽救文化自信力，又回到了曾经失败的变法上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颁布“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从此开始了晚清新政。这道上谕十分有意思，它虽然承认必须要进行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却又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就是说，这是一次有妥协的改革，“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它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主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改。不过，这毕竟是一次大让步，不再固守祖宗之法不可变。无论是假改革还是真改革，一旦改革，一项改革本身会推动着更多的改革，当主要着眼于经济改革的新政深入下去，政治改革的要求重新冒出来。为顺应政治改革的呼声，1905年，慈禧派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 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十国，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和救国的办法。五人归国后向慈禧太后汇报：中国必须立宪，只有立宪，才能“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战可弥”。无论是真愿意还是做样子，清政府总算主动地开始了制度层面改革。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两年后，宣布9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次政治改革坚持了几项基本原则：“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但不能不说是历史上破天荒的改革，对君权进行了很大的制约，比如讲具有议会雏形的资政院可以对政府预算进行监管，这是君权至上时代不可想象的事，确实给人以无限的政治想象空间。清廷立宪，给中国人打了一剂强心针，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所谓转弱为强，其实就是期望通过政治层面的改革，来重拾优越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多灾多难的国民没有福气盼到立宪的到来，清廷没有呼应立宪派的要求，不但一再推迟，而且还不断集权，搞起皇族内阁，国民认为清廷立宪缺乏诚意，感觉被愚弄一般，对清廷越来越疏离，原先还把革命党视为乱臣贼子，后来却转向同情或支持革命。立宪运动被辛亥革命腰斩，中国人又错失一次重拾信心的绝好机会，真是国人之大不幸。此路不通，再换一条，经历了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两次制度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后，中国人很自然地选择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改革。这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哪怕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更何况要进行政治改革，守旧的势力实在太强了。以革命的方式固然可以办成事，但成本实在太高，后遗症也多，最可悲的是，鲜血换来的往往总是一些事与愿违的东西，而且一再被历史证明着。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中国人仍然没有因此获得想要的自信力，辛亥革命后，复辟倒退，军阀混战，反倒让国人生出了“民国不如大清”的感叹，苦苦追求的东西竟然并不是想要的东西，国民的迷茫困惑可想而知。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可见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根深蒂固，很难摧毁，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是仿效西方政治制度，是邯郸学步，尤其是辛亥革命步子又迈得很大（一步到共和），结果出现踉跄、复辟倒退，以及军阀混战，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二是证明文化自信的建立绝非搬一套制度来操作就大功告成，政治文化层面的信心重建的一波三折表明，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必须要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得到潜移默化，形成精神信仰，坚定的民族意志，这就上升到了精神文化层面的构建。确实，一系列政治层面的文化自救失败让人失望也让人思考，西方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拿到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呢？就“南橘北枳”了呢？不是说人家的东西不好，而是因为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不适宜这种制度的生长，建立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必须铲除旧的土壤，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在精神层面上除旧布新，这就是五四运动到来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再到辛亥革命，政治改革虽经一波三折，还是终结了君主专制，可是，在社会的更深广处，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奠定的社会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五四运动就是要从精神层面上去彻底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激进者甚至期望通过反思甚至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以此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很遗憾，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思想启蒙运动并没有完成就结束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烂尾楼工程，而让中国人的又一次文化自救破产。落后的文化难树自信力从根本上讲，晚清社会之所以出现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机，是因为那些一直被我们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比起来，显得落后了，落后者是很难找到自信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的文化傲视夷狄，无论哪个外来民族入侵我们，甚至江山都换了外族做主人，唯一不换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文化，中华文化与入侵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可谓高度发达，外来文化常常不免被同化，这正是我们的自信力的来源。可是在晚清，中国文化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先进文化了，晚清文化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而西方是民主政治（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经济上，晚清是封建小农为主的经济，而西方是机械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晚清是“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等级文化，而西方是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开放文化，后者是更高一个层级的文化，落后的文化怎么可能驾驭先进的文化，握控先进文明要素，并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当落后的文化面对先进发达的文化并发生碰撞时，便摧枯拉朽般败下阵来。那么能不能用一种兼容的方式来处理呢？当然可以，除非落后者不愿进步，或者先进者对你毫无改造的兴趣，各安其是，否则就很难办。比如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遇并冲突时，只会以先进文化为体，而不会以落后文化为体，就像汉文化与满洲文化相遇冲突时，肯定是汉文化为主体，尽管满洲人掌握着国家权力，也仍然不能阻止汉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位置。以落后的中学为体，以先进的西学为用，就像要水往高处流，人往低处走，很难。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因为专制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了对现代化的阻碍，它必须要转型，以期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再度展现迷人色彩。晚清社会的危机，就是中国社会转型在国人内心里造成的文化自信危机。这个转型，是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当然，我们讲转型是一个承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丰富复杂的对话、对抗过程，具体到这个过程之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这个过程中的冲突，有学者归结为十个方面：一、重农抑商与现代商品经济的冲突；二、平均主义传统与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原则的冲突；三、因循守旧的传统与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的冲突；四、悠闲散漫传统与现代效率的冲突；五、“反求诸己”的认识方式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冲突；六、泛道德主义传统与现代多元价值取向的冲突；七、家庭本位传统与现代个性自由的冲突；八、家长制传统与现代平等观察的冲突；九、遵官贵长的权威主义传统与现代民主精神的冲突；十、人治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我认为这个归纳是确切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激烈却是一个漫长的拉锯战，会有反复，但总的结果，是传统文化让位于现代化，虽然可能存在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化，现代化吸收内化传统文化的色彩。预备立宪如同翻修老屋——清末立宪运动的社会心理解读何谓社会心理？根据学理上的解释，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社会心理是自发的、凌乱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初级的含有较多直觉成分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实际，直接形成于种种现实生活迹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社会心理促成一定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它具有广泛性、群众性，能够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它以感情、情绪、习惯、风俗，传统的形式存在，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易改变； 第三，社会心理反映一定的社会风貌，表现一定的人心向背，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力。社会心理的群体性、稳定性和向背性，决定了社会心理是巨大而顽强的力量，或推动和阻滞社会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有什么样的文化风俗，这个巨大的力量，经常不是一个人或某一个团体能够阻挡的。我们现在不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审视清末的立宪运动，从中可以看得出，为什么能够破天荒地开启中国的宪政，又为什么会失败，这其中固然有种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但偶然也是必然之中的偶然，背后有必然的因素。当社会心理就像洪水奔腾向海，只能疏不能堵，当时代的洪流奔腾向海，谁也阻挡不了，所有的阻挡者都被摧枯拉朽般摧毁或淹没。清末立宪就是在强大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启动的，也是在强大的社会心理作用下失败的，真可谓，成亦社会心理，败亦社会心理。当然，这是放之四海皆可的笼而统之的说法，是正确的废话，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并进行具体的社会心理分析，才更具说服力。在此，笔者不揣学疏才浅，试着做一次历史的社会心理学解剖。众所周知，清末立宪之提到议事日程，直接原因是日俄战争，在这场蕞尔小国与庞大帝国的交锋中，日本竟以小胜大，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日本取胜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其制胜的法宝，就是因为推行宪政，国家为之一变，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1902年还与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结成军事同盟，一跃而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强国，在亚洲地区傲然挺立，崭露头角。作为近邻，也作为一个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民族，中国人目睹了日本是怎样从明治维新，从宪政走向民富国强的，日本战胜俄国，让中国人看到了背后深刻的政治原因。是推行君主立宪让日本走上现代化的强国之路，以至于能以小博大，打败中俄。此前，中国在甲午战争之中失败，一部分国人仍心有不甘，认为中国战败，是因为李鸿章一人战日本一国，日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现在，日本战胜俄国，这个一度侵占中国领土，让中国畏惧的庞然大物，铁一般的事实将国人心里那点不甘打扫干净，立宪强国被社会心理普遍认同：“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之宪，得失皎然。”“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大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历史之公例，非以立宪不立宪之义解释之，殆为无因果之果。于是天下之人，皆谓专制不足复存于天下；而我之士大夫，亦不能如向日之聋聩矣。”“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是不是专制就不能强国，宪政就一定能强国？是不是专制就一定打不过宪政？这恐怕不好说绝对了。历史上，专制造就强大帝国征服四邻的史实多得很，而宪政之下却未能强国，世界上也不乏鲜活的例子。不过，宪政作为一种最好的治理国家手段，在当时和现在被普遍认同。正像历史学家唐德纲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方向是无法改变的，这场阵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时代”这个婴儿，迟早是要出生的。当中国深深认同立宪强国这个“立宪决定论”时，立即要求实行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事实正是如此，庚子事变以前的顽固派，此时早已边缘化了，只存在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没有了反对派的声音。“勋戚大臣”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清廷赶快立宪，而且这些“勋戚大臣”几乎个个都是优秀的社会心理学专家，都懂得从社会心理论证速行宪政。作为“勋戚”的军机大臣奕劻讲得非常好，“自古以来，朝廷大政，咸以民之趋向为趋向。今举国趋向在此，足见现在应措施之策，即莫要于此。若必舍此他图，即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也。以吾之意，似应决定立宪，从速宣布，以顺民心而副圣意”。作为“勋戚”的皇贝子溥伦，更是四处奔走，游说权贵，呼吁迅速召开国会，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没想到这位皇族是个乌鸦嘴，后来的历史竟被他一语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离心离德，轰然崩塌。作为“大臣”的袁世凯、周馥、张之洞、丁振铎、林绍年、岑春煊、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要求变法，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自尊心强，年轻激进的“校舍学子”要求立宪更不在话下，你不搞立宪，他们就有排满情绪，搞排满活动，总之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906年，慈禧太后在召对中问张之洞如何平息留洋学生排满情绪，张之洞就强调说：“只须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可见，在当时，“立宪”是一个多么时髦的词。1905年清廷实行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此为在罗马合影。面对汹涌的民意，清廷不可能置若罔闻，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虽然专制，此时也不能不有所开明，她对大臣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涡灭，候调查结果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然后决定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动身时，革命党人吴樾在火车站用“人肉炸弹”袭击考察团，炸伤三名考察大臣，出洋行程被迫推迟。对于此事，我们看看当时的舆论会发现，基本上对革命党人一片指责之声，而且上至政府下至民众，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和信心，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联合发出慰问电就是很好的证明。由此亦可见，当时的社会心理已经到了“唯有牺牲多壮志”的地步——命可以不要，宪不能不立。1906年9月1日，清廷就发布《仿行立宪上谕》，诏示天下，仿行宪政。两年后，清廷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宣布预备立宪后，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各地纷纷召开庆祝会，四处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热烈庆贺，“奔走相庆，破涕为笑……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表面上看，日俄战争催生了中国的立宪运动，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要忘记，社会心理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其改变也非一朝一夕，它就像一个动力惊人的庞然大物，不动则矣，一旦动起来，谁也挡不住。我们固然承认某些事件、某个节点会促成社会心理的快速形成，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长时间累积而成的力量。我更愿意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强国”这一社会心理的催化剂，经此催化，社会心理得到高速发酵，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实际上，立宪强国这一社会心理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然结果。自1840年，中国被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救亡图存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如何救亡图存，时代的先哲们指出，要“师夷长技”。在学习一种异质文明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文化的冲突，因此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是只学习借鉴技术，还是技术背后的制度模仿，一直争论不休。中国经历过30年的洋务运动，到日俄战争的时候，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彻底解救中国。正像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当时的大学士孙家鼐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怎么大变，那就是要从根本上去改变政体，这就是所谓“大变”，没有“大变”，就不会有成效，一切皆因循守旧，走不出既成格局。事实上，在甲午战争之后，这种认识就很清晰了，此战引起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考，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经不起日本一击，原因就是仅仅学人家的光声化电还不够，光引进坚船利炮也不够，还要学政治制度，革掉自己的现有政治制度。这就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需要政治民主化改革的社会心理。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正是如20世纪30年代一位学者曾经尖锐地指出的，只要洋务运动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为了保住第二步，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来了。从军事工业到重工业，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技术到制度，这是必然的结果。往深里说，中国自1840年以来，经历着一个国家民族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变迁，不仅表现为政治制度的转轨，经济体制的转向，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化模式的转换,还必然表现为社会心理的嬗变。清末的社会心理突然转向立宪，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桎梏走向自由，从单一走向多元的社会心理演变过程。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要求结束封建专制，发展民主政治，争取国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确立自己的现代人身份，享受现代文明。因此，立宪强国固然是句实话，其实，立宪是中国现代化丰富社会心理需求的一个方面。很显然，当时的中国专制得太久了，被外国欺压得太久了，国民现代化的要求变得格外迫切，恨不得国家能立即富强起来，既然立宪有强国的效用，恨不能马上学习西方政治，召开国会，立即实行真正的宪政。9年预备太久，只争朝夕。社会心理对漫长的立宪准备缺乏足够耐心。这是能够理解的，人有这样一种心理：痛苦已经减退时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相反，在痛苦最深重的时候，反倒会逆来顺受，自然阉割希望。当民众被专制压制最深时，民众只好逆来顺受，默不做声，当统治者要改恶从善，减轻民众的痛苦时，愈感痛苦，解除痛苦的心愈切。清末立宪之际，就有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甚至被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所支配，稍有失望就怨气冲天，反而会引发大规模排斥抵触情绪。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笼罩下，为了加快推进立宪救国强国，以士绅为主力的立宪派组织了三次轰轰烈烈的请愿活动，请开国会的声音响遍全国，《民立报》描述说：“请速开国会之声浪如潮涌、如雷震，凡诸反对亦阳表同情，只暗中阻挠。”谁要是公然反对和阻挠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会有好下场。与这种急切的社会心理逆道而行的，是清廷被动无能，自私自利。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平庸无能，虽然后来在他们的手里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却在1911年5月组织了“皇族内阁”，忙着“抓军权”，强化中央集权，让国民尤其是立宪派觉得清廷并无实行宪政的诚意，大失所望，立宪派两度要求罢斥皇族内阁，发表“告全国父老书”，痛诋政府，满清政府仍不为所动。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当人们的政治处境趋向好转的时候，如果当权者又突然逆势而行，所引起的反抗必然是无比强烈。尤其是热衷于政改的立宪派的失意心理、逆反心理可以想见。有一点要清楚的是，清末立宪是在清朝权威合法性不断流失之后开始的，操持这样一场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对一个弱势的政府来说，难度可想而知。当这场立宪改革无论是法理上还是实际上增加了地方和民众的权利之后，尤其是权利长期被压抑之后的突然井喷，如同潘多拉盒子被打开，政治参与热情被激活，民众对清朝提出了更多的激进要求，如洪水般无法阻挡，令清廷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充分满足民众的要求，就要分权放权，必然进一步削弱自己的权力资源，如果不能满足，就会阻挫社会心理，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产生失意和逆反心理。失意和逆反会驱使人走向极端，而一群因失意和逆反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会像梁山好汉聚在一起一样，结成同盟，会成为一种失意、逆反情绪制造者的报复力量。怎么报复呢？当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革命。一方面，是正如托克维尔早在一百多年前曾指出的：“一般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是它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实施长期的暴虐统治以后，当他想要改善其臣民的命运时，只有最精明老练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持住自己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之所以为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不是因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改革教会了这个民族怎样去发动革命。”就是说你给了人们一线光明，让人们尝到光明的好处，却又用玻璃把人们挡住不让人们去拥抱光明，他们就很有可能砸烂玻璃跑出去。另一方面，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已快成星火燎原之势，革命气氛笼罩全国，原先还谴责革命派用人肉炸弹炸伤考察大臣的人，谴责革命派毁误中国前程命运的人，此时，很容易因为失意、逆反而转向同情和支持革命，与革命派结成政治同盟。毕竟，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近代化转型不可得时，他们只好求取别的方面，何况革命唾手可得，操起便用。此时，他们本来是要翻修清朝这栋老屋的，最后变成把老屋拆掉重建。这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比喻，是袁世凯发明的比喻。就在1906年8月27日那次廷辩上，袁世凯就讲到这个精当的比喻，他把立宪比成“夫以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譬之老屋，当未议修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尚可支持。逮至议及修改，则一经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致多费工作。改政之道，亦如是矣”。这真是一针见血、直指要害的分析，很符合民众的社会心理。老屋虽然老，根基仍在，任其飘摇，亦尚可支持。一如清朝的统治，两百多年的统治根基，就是不实行宪政，维持或是加强集权统治，谁敢说不能扑灭孙中山的革命，维持自己的统治？谁敢说这样的维持，要比立宪导致统治轰然倒下来得更快？正如有论者所说，一切率由旧章，则清廷无非就是不能“攘外”，但并不至于丧失“安内”的能力。事实正是这样，君主专制并不是不可支持，老屋翻修之前，虽然破败，但毕竟还有曾经富丽堂皇的品相，怎么看总还看得过去，一旦翻修，一经拆卸，“而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纷纷发见”，样子就非常难看，尤其令那些对华房美屋抱有极大期望的人非常不满，当民众不忍看到朽腐之梁柱，摧坏之粉壁时，干脆就偏向于把老屋推倒重建。这就像清末立宪，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了，清朝立宪过程中种种丑行谬论，不能很好地回应民众的请愿，还要更加专权，给人一种假立宪真专制的印象，会让民众产生一种受骗上当的心理，反而激起民众更多的不满，偏向于同情和支持革命派，把这个旧制度专制推翻，建立新的共和制度，是为旧房不能拆，新房不能立，历史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心理作用曲折前进的。执政要顺应社会心理，而不是逆社会心理而行，要疏不要堵，防止社会心理偏激。改革也是如此，当确定了良好的改革目标之后，或者已经启动了之后，就要勇敢地走下去，并与社会心理良性互动，在改革中不断修正民众不满的地方，求取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就有可能走向双赢的改革目的。哪怕遇挫，只要有民众的支持，也可以克服，因为，历史潮流虽然会回旋曲折，但大方向不会改变。要是逆社会心理而行，断绝民众对改革的希望，错过安全改革的最佳时机以及最佳环境，其结果往往是“新者未立，旧者已亡”。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一百年前，80%的中国人是文盲，农民保守无知，他们不懂民主，甚至可能反感民主；一百年前，国破民贫，许多人连生存都关心不过来，更无暇关心政治；一百年前，中国是农业社会，市民阶层少，似乎难以形成自治社会……这些，我们可以从美国传教士明恩傅一百年前写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管窥一斑。结论是，按照“中国人素质低”的论调，一百年前的中国根本不具备实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但历史清晰地写着，一百年前，低素质的中国人开始了宪政改革，即清末预备立宪。宪政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实行宪政必然要遵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但有宪法的国家未必就是实行宪政，宪政是实践、制度。清末立宪，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即保留皇帝的“民主制度”，这对于皇权专制，就是伟大的民主化改革，预示着无限的希望。我们现在讲清末预备立宪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腐败、落后、封闭的清王朝和专制制度在西方文明，尤其是外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摧枯拉朽，让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日益感到再不进行变法革新，满人统治将无法维系下去，皇权将难以为继。戊戌变法就是在得到慈禧太后的首肯之下进行的一场维新运动，目的是自强。甚至可以说，慈禧还表现得相当激进，她对光绪皇帝说，“今宜专讲西学”，大有连老祖宗的中学都抛弃之嫌。但是，当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又亲手毁掉了这场改革，即便这样，仍然没有抹掉她内心的危机意识和变革想法。1900年，慈禧太后抵制不平等条约，对西方列强的冒险一搏以失败告终，八军联军侵华，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危害，联军攻入京城，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本人连同皇室成员仓皇逃亡西安。这一次，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如同丧家犬一般逃亡，自己的皇宫、御园被攻被毁，内心的痛切只有她自己最清楚。加之这一次国家凄惨劫难，让国民们普遍对朝廷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丧失信心，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变法自强、力挽危局、收拾人心的决心。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了第一道变法上谕，其中写道：“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以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了诸人，或求诸已，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这就是清末新政的开始，是一次知耻而后勇的自我挽救行为。这个上谕继续了戊戌变法的目的——自强，方法是“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确定要对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并且在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事、财政等方面展开。应该说新政的推行让国家呈现一片崭新面貌，如若长此以往，未尝不是国家之幸。新政推行不久，爆发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俄国被日本打败，一时舆论沸腾：“此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自海陆交绥，而日无不胜，俄无不败，于是俄国人民乃群起而立宪之争，吾国士夫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于是立宪之议，主者渐多。”总之一句话，就是将两国交战胜败归因为政体不同，日本的立宪政体优于俄国专制政体之故。中国要想成为强大的国家，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唯有立宪，一时间，“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全国上下都意识到，只有立宪可以救中国，催促朝廷赶快立宪。于是，慈禧太后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铎、尚其亨为考察政治大臣，考察日、英、美、德、法、奥、意、俄、比诸国的政治。考察大臣回国后，四人（李盛铎留驻比利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一致认为，中国舍立宪而外别无他途，特别是载泽，他是慈禧太后的亲侄女婿，又为皇族中人，他在给慈禧的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很容易得到慈禧的信任，于是清廷下定决心，预备实行宪政。很自然地，“立宪国之法，与君主国全异，而其异之要点，则不在形迹而在宗旨。宗旨一变，则一切用人行政之首，无不尽变”。在决定预备立宪之前，统治高层有过多次激烈的辩论，辩论涉及方方面面，其中有一条，就是立宪会不会受中国人素质低的制约，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在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辩。1906年8月27日，清廷为要否立宪，立宪有无利弊进行过一次廷辩，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其中对国民素质与推行宪政的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争辩。这个话题首先是由尚书徐世昌提出的，他说“逐渐变更之法，行之既有年矣，而初无成效。盖国民之观念不变，则其精神亦无由变，是则惟大变之，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也”。意思是，渐进式的改良（洋务运动），我们已经实行几十年了，并不奏效，就是因为人民的思想观念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动大手术，要立宪，而立宪，就是要从民众的思想观念着手，开启民智。对此大学士孙家鼐表示赞同，他说：“如君言，是必民之程度渐已能及，乃可为也。今国民能实知立宪之利益者，不过千百之一，至能知立宪之所以然而又知为之之道者，殆不过万分之一。上虽颁布宪法，而民犹懑然不知，所为如是，则恐无益而适为厉阶，仍宜慎之又慎乃可。”意思是说，民智未开，现在搞立宪还不是时候，强行推出，遗害无穷，要慎之又慎。政务处大臣张百熙接着这个话题说，“国民程度，全在上之劝导，今上无法以高其程度，而曰俟国民程度高，乃立宪法，此永不能必之事也。予以为与其俟程度高而后立宪，何如先预备立宪而徐施诱导，使国民得渐几于立宪国民程度之为愈乎”。张的意见是，民智之开是施行宪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要坐等民智开放到适合立宪才搞宪政，那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了。尚书铁良对国民素质之低也颇为担忧，他说：“吾闻各国之立宪，皆由国民要求，甚至暴动，日本虽不至暴动，而要求则甚力。夫彼能要求，固深知立宪之善，即知为国家分担义务也，今未经国民要求，而辄授之以权，彼不知事之为幸，而反以分担义务为苦，将若之何？”还是担心国民素质不达标，所以民众并没有主动提出要民主要宪政，现在强加给他们，他们怎么可能接受或是搞得好呢？袁世凯虽然承认铁良所说的现实性合理性，但他认为：“天下事势，何常之有？昔欧洲之民，积受压力，复有爱国思想，故出于暴动以求权利。我国则不然，朝廷既崇尚宽大，又无外力之相迫，故民相处于无识不知之天，而绝不知有当兵纳税之义务。是以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而知有当尽之义务，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而以使民知识渐开，不迷所向，为吾辈莫大之责任，则吾辈所当共勉者也。”袁认为，既然民智未开，吾辈就理当为民开智，而不是坐等，不主动开启民智而坐等民智自己开化，那是不负责任的事。清末袁世凯铁良接了袁世凯的话说：“如是，则宣布立宪后……且须以全力开国民之知识，普及普通教育，派人分至各地演说，使各处绅士商民，知识略相平等，乃可为也。”铁良的中心思想还是说国民素质低，立宪之后首当其冲是普及教育，到处演讲，要使民众的知识水平达到立宪的要求，否则，民众不懂得立宪的要义，不以有权利为幸事，反把义务看成苦差，那是搞不好的。在这次廷辩上，即便像孙家鼐、铁良、荣庆、瞿鸿禨这样的保守派都不同程度认为立宪政体是一种好制度，并没有公开反对推行宪政，只是主张缓行，缓行的原因种种，其中国民素质低是一个方面。这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民主不是只讲权利不顾义务，而是自由与秩序、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制并生并存，这就需要人民有“自治心、公益心”。单就国民素质而言，清廷也意识到“人民程度未及格”（梁启超语），立宪之所以要先预备，就是因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真正开国会，要“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但预备毕竟是民主化改革的开始，是在预热，这既是对国民素质的操练，又说明清廷并没有把国民素质视为立宪不可逾越的阻碍和拒绝立宪的借口，而是尊重现实，渐次推进，想法和做法不能不说都是客观理性的。可以说，这是一次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争辩，就在这次廷辩后三天，清廷下诏预备立宪，这次廷辩针锋相对，正是当时中国政治改革矛盾交集的写照。当时的《东方杂志》对这次廷辩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评价：“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确实如此，当时，虽然谁也不敢公然反对立宪，但立宪缓行派的声音仍然很强大，除了朝中大臣，在社会上也有支持者，他们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国民程度上还不具备立宪要求。即便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旨以后，这种讨论仍未消停，比如陆宗舆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智识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宪政以为幸。”只是，相对于核心阶层，这些声音的影响力反倒要小得多，立宪的意见反而相对一致。正是在1906年8月27日这次争辩之后，立宪派最终影响了最高执政者，下定预备立宪的决心，1906年9月1日，清朝发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1908年8月，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1908年8月27日，清廷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并改革官制，推行地方自治。现在看来，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的争论焦点是即行还是缓行的问题，立宪缓行派认为应该缓行，打比喻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立宪）固然是解牛（强国）必需的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这完全是荒谬的，因此，“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而立宪派的理解是，你不给民众一把牛刀试着去剖解，民众永远也不会解牛，更不会达到庖丁解牛的水准。比较而言，我认为，立宪派关于国民素质与民主改革的关系讲得清晰浅显而又点到要害，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人的行为（包括文化素质）是制度的产物，中国人素质低，毋宁说是落后制度在人的行为中的真实反映，提高人的素质的最佳办法，就是改革制度，激活人们身上优秀的潜质。通过制度层面的点滴进步和坚持积累来提升国民素质，让人民在民主中学会民主，培养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反过来，人的素质提高了，又会不断要求和改进制度本身，形成良性循环。西方也曾经经历过国民素质低下，甚至愚昧无知的黑暗时代，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的新兴，制度变革最终让国民素质提高起来。事实证明，素质不是因，而是果，落后的制度造就了低素质的国民，而不是国民素质低不适合民主，民主的体制能培养出具有民主素质的国民，当然在初学的过程会像小孩学步一样蹒跚摔倒，但总会慢慢成长，对此没有人会因噎废食，故步自封。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在一个人民惯于感情用事、缺乏妥协精神的国家，一种良好的政治改革，应该在民众尚无权利意识时推行，被动地获得被剥夺的权利，其权利意识在行使之中逐渐觉醒。而不是人民的权利意识先觉醒，再经过主动斗争，逼迫统治者让步，否则会出现期待值暴增的雪崩现象。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所谓的国民素质决定民主化改革论更是难以成立，而且执政者要时时警醒，跟上民众的脚步，以避免雪崩的到来。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是，随着预备立宪的深入，拥护立宪的中国人对立宪的要求日益高涨，在地方立宪派的领导下，很多地方的自治搞得有声有色，并发动三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可以说期待值暴增，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清廷不能满足这一期待，致使墙倒众人推，清王朝二百多年的统治很快就完结了。所以讲，清廷要不要进行民主化改革，决定因素并不在国民素质高低，清末民主化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很难说是因为民智大开，素质高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国民素质高与低，都是主政者施政的借口，搞新政、搞地方自治，当然是承认国民有一定素质，可以操练民主；而面对速开国会的请愿，面对人民要求赋权、授权的高涨意识，清廷又说“国民知识不齐，遽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如俟九年预备期满，国民教育普及”，将国民素质作为拒绝的由头。它想改革，国民素质并非阻碍，它不想改革，国民素质就是阻碍。因此，国民素质始终不是立宪与否的决定因素，外在的压力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才是推行立宪的根本原因。外在的压力就是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专制的腐朽统治尝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为了在新形势下维护皇权的统治，推行君主立宪，在统治阶层看来无疑是“保邦致治”的最好选择，何况国民的立宪呼声不能漠视不理。内在的压力是当时觉醒的国民都认为日本崛起于政治改革，要求立宪的呼声很大；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批开明的政治力量，要求进行政治改革，像徐世昌、张百熙、袁世凯、孙宝琦、周馥、张之洞、岑春煊这样的开明汉族官僚不用说了，他们认为：“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在清室贵族里，也有一批看清世界潮流的人，考察政治的出使大臣载泽和端方就很典型，有媒体称载泽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迫切希望教育体制现代化的开明派贵族”。端方这个贵族公子一直被认为是清末开明派官员。此外，肃忠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庆亲王奕劻虽然贪恋权欲，但力挺立宪改革。高层官僚拥有特殊的政治资源，容易影响决策，当开明派力量占优势时，改革的推进就比较顺利。清末立宪因为辛亥革命的到来戛然而止，和平的民主化改革被暴力革命切断，一场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没有最终修成正果，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历史不能假设，我们现在没法设想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场民主化改革会不会成功，我们所看到的是，国会的召开在西方经历数百年的酝酿，在日本经过20年的准备，应该说清廷从预备立宪再到召开国会的立宪设计是有一定道理的，其中固然有国民素质的考量，同时又超越了国民素质，更多的是利益考量。从1906年那场廷辩来看，当时在朝的一些当权者对国民素质与民主化改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论述，其见解之深刻到位，当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历史遗产，可以古为今鉴。我们要弄清这段历史的真面目和发展逻辑，并从中学习、自省、反思，最终以史为鉴，回到改变现实上来，这才是正道。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究竟什么未开？谈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一种论调是非常有市场的，那就是“民智未开”，而且，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调调了，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新政，改革者就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入的讨论，我们现在的见识未必能超越当时激进派的思想。关于这些问题，前文《清末立宪如何考量国民素质》里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在这里，侧重说说“官智未开”。官智未开是相对于民智未开而被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民智未开固然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官智未开则同样影响甚至更大。毕竟，如果官智已开，如果官方有足够的权威，强力政改，同样可以推行不误，民众被动执行就是了，当改革侵害了民众的暂时利益，他们没有办法反抗，想到通过阵痛可以换取将来的长远幸福，也就接受了改革，改革就可以开创新局面。因此，民智开不开，绝对不是影响政改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上，多数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极少自下而上，下面的改革要是得不到上面的支持和推广，基本上行而不远，一旦支持推广，就已经变成自上而下了。但是如果官智未开，要想改革就比较麻烦了。首先改革几乎无从提起，提起了，也因人家不解风情而无动于衷，毕竟权力在官方，而非民间，如果靠权力推动改革，只有依靠官方。不过，相对民众而言，官僚更清楚政治运行的状况，政治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读书人才能当官，而读书才有文化，官僚阶层远比平民阶层有文化，官智高于民智当是普遍现象。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大多来自官僚阶层，就是因为官僚能识文断字，有文化，又有闲情逸致，才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官员有文化，信息又较一般人灵通，视野更开阔，所以，我们看到，晚清最早通晓世界时局的人，不是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就是朝廷的官员，像林则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有人把他比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事实是，在他去广东之前，对西方也是相当有隔膜的，一度以为西方离了中国的茶叶、蚕丝将难以生存。但到广东后，看到的情况以及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眼界大为开阔，使他感到传统观念中对世界的描述及对夷人的看法，与现实大相径庭。他不再拘泥于成见，开始组织人员翻译外国书报，率先向国人介绍世界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他本人当然也因熟悉了解西方的历史和现状，完成了从官智未开到官智大开的蜕变。在内忧外患双重夹击之下，民族危机深重，国家何去何从，如何自强于世界，这本是像林则徐那样的官员们日日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实践的问题。在不断地思考和实践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能明白，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社会稳定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有效办法，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民主制度。这才会有一些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或单独上奏，或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台，我们能说这些官员都官智未开吗？如果将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这些人也视为“官”的话，他们的“官智”往往要比一般的官员更加开化明智，要知道，戊戌变法虽是康有为等人维新派的极力主张，但与光绪皇帝自己通过老师的教育、自己的阅读和切身的眼见，从而官智大开，渴求政改是分不开的，也与慈禧太后的开明和支持是分不开的。费行简在其《慈禧传信录》中记述说，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图强，乃其素志，只是不同意“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光绪皇帝在戊戌维新之前“泣告西后，不欲为亡国之主”，慈禧太后则说，“苟可致富强，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可见，慈禧太后绝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老古董，要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艘轮船、军舰，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所大学，第一批留学生，第一家国有银行，以及最早的改革开放是在她当政时期完成的。我们甚至也不能将满清权贵都想象得很保守落后，相反，当时皇室中有一批开明之士，肃亲王善耆，被当时的西方报刊称为“最具自由思想的亲王”，镇国公载泽被西方媒体称为“在提倡宪政改革方面，是所有的出使大臣中最为直言不讳的”，都是清末立宪的重要推动者。溥伦贝子也是一个相当开明的贵族，在清末立宪过程中，他四处奔走，游说权贵。1910年10月，他慷慨陈词呼吁迅速召开国会：“非于明年召集，必失人心。”结果不幸言中，一年后，武昌起义，大清王朝轰然倒塌。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一手策划和推动的，不管她是不是因为经历了庚子之乱，狼狈西逃的耻辱而知耻后勇，意识到不改革政治无以保大清江山，不改革政治无以立国，总之，1901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把她曾经一手推倒的维新派变法纲领拿来自己施行。新政最初主要进行行政体制、经济商业、文化教育改革，但到了日俄之战后，朝野上下都认为，日本战争俄国，乃是宪政战胜专制，只有立宪能救中国，不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光搞一些及表不及里的改革，无助于国家强大。对此，慈禧太后仍然显得很开明，批准五大臣出国进行政治考察，考察回来汇报，大多都说要搞立宪，只有立宪才能保大清皇室万万代，君主立宪国如日本、英国，保留了皇室，这是慈禧看得见的。所以她说，“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支持搞一场自我革命的改革。就是在这个最高“官”的点头之下，1908年8月27日，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确定九年立宪规划，这也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如果官智未开，就定然不会有这开天辟地的头一回。由此也可见，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都是相当开明的“官”，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反动顽固、愚昧专制。因此，今天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听那种“民智未开”、“官智未开”的论调，我是相当反感的。民智未开，只要强力推行民主政治，通过教育训练，民智自然会开，官智未开也可以如此效行，没有什么难得上天的事，即便很难，也没有人期望一步登天，总有学习摸索的过程，最怕就是以民智未开、官智未开为由，阻止政治体制改革。另外，当我们说民智未开的时候，是不是隐含着官智已开的意思呢？如果是这样，我完全可以以官带民，一起走向开化嘛，须知，光有官智开而没有民智开，总像是缺少一条腿。官智已开《时务报》，而拿民智未开作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那说明，官僚根本就不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拿民智未开做挡箭牌罢了。既然官僚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民族的好处，却又不拿民智未开来阻挠改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官利未开，即官僚阶层不能够放弃或部分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虽然官智已开，官僚仍然成为阻碍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这个我们可以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两次改革的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本质是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无论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对官僚利益触动最大的就是“变官制”，即行政体制改革，因此也最受官僚阶层的抵制，使改革变得困难重重。某种意义上说，两次改革失败，尤其是戊戌变法最后遭到镇压，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维新派逃亡海外，就是因为“变官制”。而清末新政，虽说立宪，却一拖再拖，迟迟不愿意开国会，也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团舍不得让出他们的既得利益，“变官制”非但没有让官员让利，还变本加厉，搞皇室内阁分明地表示要更加疯狂地维护既得利益。既然政治改革最后变成这样一个样子，让人失望不已，那就只好同情和支持革命了，最后辛亥革命一爆发，大清王朝稀里哗啦就倒掉了。不过相比较而言，戊戌变法在“变官制”上已经相当谨慎了，按照康有为的保守做法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主要的意思和做法是，保留旧部门旧官僚，增加新部门提拔新才俊，保留的部门和官僚官位照坐，俸禄照拿，而新增的部门有差事可能无官职。只有那些确实形同虚设的旧部门才予以裁撤。依据这个原则，新设了农工商总局，起用了一些新人。按照变法者的初衷，原本打算设立制度局以总其纲，但是迅即就像平静之湖扔下了炸弹，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旧军机大臣更是火冒三丈：“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违抗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遭到了官僚的集体阻挠。官僚们敢于违抗圣旨，与光绪皇帝没有实权有关，他们知道，只有老佛爷慈禧才是真正的实权人物，只要有老佛爷撑腰，他们就不怕光绪皇帝。不过话说回来，光绪皇帝再怎么没有实权，毕竟是当朝皇上，皇上还年轻，以后还有归政的时候，皇上说要设制度局，你们说“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公然与皇上作对，不是自毁前程吗？这必然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才肯拼死一搏。不过，最后，旧官僚得到了慈禧的支持，设立制度局的想法，终成幻影。既要保留旧部门旧官僚，又新设部门进新人，财政开支必然大增，当入不敷出，财政难以为继之时，光绪皇帝就想把一些旧部门撤掉，如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对地方也有一些精简机构的动作，如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这一下就像捅了马蜂窝，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官员到慈禧太后面前诉苦告状，抗议这样“变官制”，认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请慈禧太后“训政”。后来，慈禧见戊戌变法开始危及自己的权力，正好利用官僚们的反对给光绪施压：“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慈禧这一发话，表明“变官制”就是变祖宗之法，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官制”岂能随便改？既不让改，那就一切复原，撤了的都恢复过来，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则被废去。小小一点行政体制改革在触动了官利的情况下，都不能有分毫的进展，改革之失败已在意料之中。这究竟是官智未开呢，还是官利未开呢？再来看清末新政，大抵也是如此。这次改革，“变官制”也是重要一环，不过，这一次的改革设计师不再是毫无从政经验的康有为，而是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时任北洋大臣，同时在中央兼参与政务处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电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数项重职的袁世凯。袁世凯既然抱着死也要变法的决心，行政体制改革方案也就更为全面大胆，它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如果说这些机构还只是合并归类，再换个马甲的话，那么用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则是一次大突破，将中央的权力枢纽做了一个根本改变，由军机处而转内阁，等于削掉了一些军机大臣的权力。这一招当然引起了铁良、荣庆等军机大臣的极大不满，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口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但可以看得出，一旦触动自己的官利，即便如醇亲王也不再为他们的大清江山着想了。不光满清权贵对“变官制”极其不满，朝野的汉族大臣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与袁世凯有过节，或者纯出于政治关心，也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他们认为在议院还没有成立之前，撤军机而让内阁，则无议院对内阁监督，责任内阁就变成了既不对皇上负责又不对议院负责的机构，这样，皇帝的权力旁落到总理大臣手里，为其所操弄，而袁世凯正想将来做内阁总理，这个改革实为他自己揽权作准备。还有人认为，之所以要让内阁统揽皇帝的权力，是因为戊戌变法时，袁世凯曾出卖过光绪皇帝，袁害怕光绪复出后报复自己，所以要提升内阁的权力，而贬低皇帝的权力，袁世凯被骂狼子野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要说这些官利可能受损的官僚，就连宫中的太监都谩骂甚至想殴打袁世凯呢，因为他们听说袁世凯要把专门养太监的内务府裁撤掉，那样的话，太监们就要失业了，他们正要找袁世凯算账呢。当然，这些王公贵族、大臣太监不光直接谩骂威胁袁世凯，还跑到慈禧太后面前去告状，又是哭又是闹，搞得鸡犬不宁。慈禧此时居然也寝食难安，向人诉苦道：“我如此为难，真不如跳湖而死。”是啊，改革一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官僚集团的痛处，改革就碰到了巨大的阻力，能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而历史一再地表明，改革往往改到此为止，也就以失败告终了。连慈禧太后这样杀伐决绝的强势人物尚且觉得无奈，对于一般的政治人物，我们又岂敢抱有太过乐观的希望？官僚集团是统治者依赖的左膀右臂，大面积地得罪这个集团，统治者自己也将失去支撑的基础，他们本是一丘之貉，是不能不尊重官僚集团的意见的。否则，以慈禧太后的权威，完全可以将改革彻底推行下去，“保守势力”的阻挠不能不让她顾虑重重。事实是，这次“变官制”，只是少数旧部被裁并，多数未动，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官僚集团又赢了。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是变官制就意味着官员职权的变化，而职权与利益息息相关，有无职权，职权大小，利益收获都会有天壤之别，习惯了只获利而不失利，只增利而不减利的官僚，哪怕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损失一点点利益，都有可能暴跳如雷，起而反抗，通过种种手段影响决策，或是改革政策的走向落实。如果官僚集团力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架空改革者，就像戊戌变法中官僚架空光绪皇帝一样，让改革群龙无首。但这并不能说官智不开，说他们不能明白改革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意义（不排除这样的官员），而是当改革损害到他们的具体利益时，对不起，所有宏大高远的意义都得给他的现实具体利益让步。这就是官利压倒了官智，屁股能够指挥脑袋的结果。改革不能深入，不是官智未开，实是官利未开，制度未开。戊戌变法的时候，改革的步伐很谨慎，官老爷一点点利益都不让，民众莫之奈何；到了清末新政，社会危机已不同于从前，改革的目标大了很多，官老爷仍然一点点利都不想让，但这个时候，民众不再莫之奈何了，他们选择了革命，干脆把你们手中的利益全部都抢过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其实又是一种妥协，是不同利益集团间利益的互相让步，在这当中，尤其需要官僚阶层学会妥协让步，如果丝毫也不妥协让步，改革无法进行，貌似官利得以保全，但种种问题仍然在，而且由于改革无法推进而越积越多，最后只能靠暴力来解决，等到那个时候，光脚的就不怕穿鞋的了。所以，对于既得利益集团，适当地妥协让步是明智的选择，表面上看，是舍弃了一些利益，长远地看，胜过通过暴力的重新分配权力和利益，而学会了妥协，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民主就来了，分享机制就来了，一种新的秩序就可以慢慢地建立起来，政治文明就提升了，社会就和谐了，不必非要用动乱、内战和分裂这样巨大的社会代价来换取社会的进步。没有妥协不仅是因为官利未开，有时也是民力未开之故，因为妥协往往需要力量均衡，当官力远大于民力时，用压制民众就能解决问题，就不需要妥协让步了，所以政治改革难以推进，又常常与民力未开有极大关系。当民众可以自由结社，联系成足可以与权力抗争的力量，就好比西方的工会组织很强大，可以与资本家，甚至政府抗衡，企业里的改革也罢，政治的改革也罢，就容易了很多。两次改革失败，似也说明改革的路径有问题，很可能颠倒了易难的关系。我们总以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宏大系列的工程，改起来很难，而变官制的行政体制改革较为容易具体，依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搞行政体制改革，结果，因为一开始就碰到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让改革寸步难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无从谈起，徒增社会的失望。我倒是以为，政治体制中最根本的宪政改革应先行先试，然后再改官制这种局部的东西会更为容易些。理由是，在大的宪政框架之下，所有官员的权力都受到约束，大官有大约束，小官有小约束，规则是一样的，都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官员虽然觉得利益受损，但至少心理平衡许多，不觉得改革是厚此薄彼，阻力或许会小一些也未可知。不管怎么样，要想政改成功，搬掉官利未开这个拦路石，放开民力，才是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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