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12
12、何为中庸之道？
1、国际商务2班黄诚洋
中国最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讲究的就是“合适”，就是“刚刚好”。
品格可以列成三等，各类中的第一类和末一等都是极端和缺德，居中的才是道德或优越性。所以，居于怯懦与鲁莽之间才是奋勇有为；吝啬与奢侈之间才是慷慨大方；怠惰与贪婪之间是意气风发；卑屈与骄傲之间是谦虚谨慎；秘密与多嘴之间是说一不二；乖僻与滑稽之间风趣幽默；寻衅与谄媚之间是友善可亲；在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冲动任性之间是自我克制（《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于是，伦理或行为的“恰当”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恰当”没有什么不同；它的意思是正确、适合，最有效地达到最好的结果。
然而，中庸并非像数学的中项恰恰是精确可计的两端的平均数；它随着环境中左右各种情况的变更而变更，并且只对成熟而有灵活性的理性才显露自身。卓越是靠训练有素而得来的一种艺术修养，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道德或卓越才行为举止正确合理我们才拥有这些的；“人形成这些美德是由于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伦理学》，第2卷，第4节。——原文注）；我们反复而行，就形成目前这个样子。因此，卓越并非一种行动举止，而是一种习惯：“人的善行是灵魂在实现圆满生命中卓越方面的一种作用；……正如一只飞燕或晴朗的一天就能形成春天一样，一朝一夕或昙花一现的一瞬间也是不能便人幸运得福的。”（《伦理学》，第1卷，第7节。——原文注）
青年是走极端的年龄：“要是青年犯错误，那总是由于过分或夸张了。”青年（以及许多比他们年龄大的人）很难做到的是从一极端中摆脱出来而不落入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端。因为一个极端很容易落入另一个极端，否认是由于“矫枉过正”也罢：伪善总是作过多的表白，谦卑则又翱翔于自负的边缘。（柏拉图说：“犬儒学派安提西尼的虚荣心通过他外表的破孔在向外张望呢！——原文注）那些意识到偏于极端的人不会把道德的美名赋于中庸，却会赐予那个相反的一端。有时候，这也是好的；因为如果我们清楚自已错误地陷入了极端，“我们就该指望另一端，……犹如人们把弯曲不平的木材直过来时所干的那样。”（《伦理学》，第2卷，第9节。——原文注）但是不自觉的极端主义者将中庸看作是罪大恶极；他们“彼此将持中间立场的人推来推去；勇敢的人被怯懦的人说成鲁莽，鲁莽的人又说成怯懦，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伦理学》，第2卷，第8节。——原文注）就这样，在现代政治中“自由分子”被激进分子说成是“保守分子”，被“保守分子”说成“激进分子”。
日常生活中的“中庸之道”
日常生活里，有人过于追逐物欲，有人过份刻苦自励；有人对金钱的使用浪费无度，有人则是一毛不拔，这都不是正常的生活之道。就像一只手，始终紧握拳头是畸形，只张不合也是畸形，一定要拳掌舒卷自如，这才正常。所以，凡事要适可而止，要不偏不倚，这就是中庸之道。如何才能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中庸之道」，有四点意见：
第一、做事不要太苦：人生不能没有工作，因此每个人都不能不做事。做事当然要勤劳，但是也不能太辛苦；太辛苦了，以后做事就畏难、畏苦，就不能长久，不能持之以恒。所以，现在的公司行号大都制定八小时上班制，每天工作时间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有一个时间性；甚至每个星期不但有休假日，现在还实施「周休二日」，这就是要我们不要太辛苦。
第二、享欲不要太乐：人不能没有物质生活，适度的物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有的人享用过度，过份的放纵五欲之乐，例如，吃要山珍海味，穿要绫罗绸缎、住要高楼大厦，出门要开高级轿车等。过份的追求物欲之乐，甚至浪费无度，则如银行里的存款，用得太多，总有一天会负债，所以福德因缘还是要慢慢的享受，不能透支。
第三、待人不要太苛：人与人相处，要懂得待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待人要厚道，要替人设想。尤其身为主管者，要「待人如己」，甚至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如果待人严苛，或者是过份放任，都不是处人之道。
第四、用物不要太荣：对于日常用物，有的人好买，平常没事就喜欢逛街购物，并且乐此不疲，有的人则非名牌不用。其实东西能用、够用就好，不要太过豪华、奢侈，物质太多，不一定很好，所谓「人为物役」，物质太丰，有时也是一种负担。
中庸之道其实就是佛道，佛道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凡事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能够不偏不倚即为「中」。所以，什么是中庸之道？有四点：第一、做事不要太苦，第二、享欲不要太乐，第三、待人不要太苛，第四、用物不要太荣。
2、国商1周洁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具体内容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至性；检验标准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知行方法是知行合一；主要途径是礼教；中庸之道的现代意义主要体现在促进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的建设等方面.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我觉得就是既不锋芒毕露，也不软弱无能。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做事对人，守中不偏。要知道没有哪个人心不偏（正常人心长在身体的一侧，很少有人心长在身体的中间），所以一个人（正常人）能做到不偏心眼，是很难的。正因为不易，所以能守住中庸之道的人太少。
在处理事情时，人际交流方面，多想想自己喜欢什么，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例如：“我不喜欢吃亏，那就不要让人吃亏。我喜欢别人骂我，就不去骂别人。等等”。换个说法就是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所谓“偏听则暗，间听则明”。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徤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稳健的思想，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中庸的历史价值也体现了中庸的思想，即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却抑制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德行的完美，却导致了人的非生命状态；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却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尽管如此，目前中庸的现实价值却是积极的：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伦理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思维方式；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道德支撑。
3、国贸班任利真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下面，我们先把形而上学放在一边，而就一些具体问题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民主。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儒家的哲学中，所谓的“中庸”就是老实巴焦的服从，对皇帝、上级、祖宗、父母服从便是中庸，反之，不服从，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极端。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奴才主义，祖宗本位，是一种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一种极端。
后世儒家讲“中庸之道”时，总要把《尚书》上那几句话搬出来，曰：“……允执厥中”云云。但从《尚书》中仅有的一点记录看，尧舜之时似乎实行的是共和制，虽然皇帝实行终身制，但不是世袭制，重大事件，如选择下一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须向“四岳”咨询，蔡沈注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为然，这所谓“四岳”似乎可以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和代表。“四岳”虽然是一人，而不是四人，但显然在“四岳”之下有一个机构，否则单凭一人是无法“总四岳诸侯之事”的，而在这个机构里面，必然要有各地区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国会”、“两院”及古罗马时“元老院”的功能。可见尧舜所谓的中庸决不应该是一种奴才主义，应该与儒家所谓的中庸大有不同，他们动辄把尧舜这些羊头挂出来，案子上卖的却是狗肉，是挂着中庸卖极端。
最后不妨借用《金刚经》里常用的一个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们要讲中庸之道，但不是那个仅仅抢注了这个商标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们要讲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周朝的奴隶制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下的道德，我们要讲的道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们常说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发展与稳定是并列的、是矛盾的，发展是目标，稳定是手段，是为了发展而稳定，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热力学的“热寂”状态、“一沟绝望的死水”倒是稳定的很，但我们不要这种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一种良好的秩序，一种各尽所能、充分就业的秩序，破坏这种秩序的因素，就是不稳定因素。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中庸之道。古人之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早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了解到事物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企业的利益的员工的利益，员工的激励和惩罚......，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徤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稳健的思想，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
4、国贸班吴少华：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民主。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天地君亲师”、“三纲五常”……在儒家的哲学中，所谓的“中庸”就是老实巴焦的服从，对皇帝、上级、祖宗、父母服从便是中庸，反之，不服从，反抗，改革便是不中庸，便是走极端。这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唯物主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奴才主义，祖宗本位，是一种顽固守旧，不思进取，是一种极端。
孔子的政治社会学很容易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姑姑、姨姨、××、××……”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将其总结为“名分大义”，可谓一言中的。对于这“名分大义”，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更详尽充分的发挥，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意思是说，一个生命一生下来，甚至不用等到生下来，甚至不曾受精，甚至他老子还不曾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命名了，即“名分大义”的“名”，曰“子”，曰“臣”，曰“黔首”，曰“太子”，曰“猫”，曰“老鼠”……，名一旦定了，对应于每一“名”，便有一个“分”，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地位、身份，不同的地位、身份要守不同的“礼”，也就是义务。臣、子、妻、黔首等的义务便是效忠、服从，知其名，守其分，行其礼，便是大义，因为这一切的关系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上天按排好的，用不着人来为自己*心。对于帝王，大儿子是太子，其它儿子是王。儿子生来就是为了孝敬父亲，女人生来就是为了服从男人，皇帝生来就是为了奴役臣民，臣民生来就是为了供帝王奴役，猫生来就是为了吃老鼠，老鼠生来就是为了被猫吃，鼻子和耳朵生来就是为了戴眼镜，长膝盖是为了下跪，长屁股是为了挨打……各各依其名而守其分而行其礼，猫不吃老鼠是无礼，老鼠不让猫吃就更是无礼。因此完全没有竞争的必要，也没有选择的必要。在孔子的政治社会体系里面，没有给竞争留一丝的余地，每一个人，甚至一个不存在的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名”，对应着这个名，有一套固定的行为规范，不用想，不用选择，不用动脑筋，更不用斗争，斗争就不是君子了，是小人。因此司马光说“名”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渴得快要死了，这时他突然发现了一溪清泉，这时候有人告诉他，这泉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比如盗泉），那么按照儒家的“中庸之道”他就不应该喝这水，而宁可渴死，当然最好的是学习掩耳盗铃的办法假装不知道或没听见，这种“中庸之道”“名分大义”的愚昧、的“吃人”可见一斑。这显然并不中庸，而是极端．而这种“名分大义”显然违背了物竞天则，适者生存的“生命大义”。突变、进化、变革却是无法阻挡的，孔子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却要“知其不可而为之”，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这是很可悲的。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自己已经“知其不可”的理想，孔子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除了内容上之外，在教育方法上则极力提倡循循善灌的填鸭主义。孔子的教育方法集中体现在《论语》里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孔子的学生几乎从来不问“为什么”。如甲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至此便完了，这个学生从来不会再问一句“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仁’？”而是只知道哇啦哇啦地死记硬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仁……”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面，这种教育方法，在今天的科研机构里面，这种权威主义、祖宗主义、官僚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可称为“国粹”了。
儒家每谓食之不化、死记硬背、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不知变通者为大德，而能够灵活运用、随物而化者谓为无德、小人。如汉语中有一词曰“见风使舵”，通常依儒家的道德观看成是一个贬意词，但实际上见风使舵真的是不好的吗？见风不转舵就是好的吗？只要有过行船经验的人——特别是有帆的船——都知道，如果风向风速变了，水流的方向、速度也变了，如果不根据实际的情况而调整帆和舵的方向，怎么能达到目的地呢？那不是刻舟求剑愚昧之极堪入“笑林”了吗？因此，我们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识时务者就是指那些能够举一反三、切实掌握客观规律而能够灵活运用的人。有人说“屈原宜放，马迁宜腐”，我们即使不将此话理解成“屈原只有放了才能赋出《离骚》，马迁只有被腐才能著《史记》”，而理解成屈原活该放，马迁活该腐，也是有道理的，像他们这种和岳飞一样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懂得客观规律，不会利用客观规律而一味地愚忠，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规律之上的人自然应该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后世儒家讲“中庸之道”时，总要把《尚书》上那几句话搬出来，曰：“……允执厥中”云云。但从《尚书》中仅有的一点记录看，尧舜之时似乎实行的是共和制，虽然皇帝实行终身制，但不是世袭制，重大事件，如选择下一任皇帝，治理洪水等，皇帝须向“四岳”咨询，蔡沈注曰：“四岳，官名，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也。”以蔡沈之然为然，这所谓“四岳”似乎可以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和代表。“四岳”虽然是一人，而不是四人，但显然在“四岳”之下有一个机构，否则单凭一人是无法“总四岳诸侯之事”的，而在这个机构里面，必然要有各地区的代表，因此有今日“人大”、“国会”、“两院”及古罗马时“元老院”的功能。可见尧舜所谓的中庸决不应该是一种奴才主义，应该与儒家所谓的中庸大有不同，他们动辄把尧舜这些羊头挂出来，案子上卖的却是狗肉，是挂着中庸卖极端。
最后不妨借用《金刚经》里常用的一个句型，曰：“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是名中庸之道。”我们要讲中庸之道，但不是那个仅仅抢注了这个商标的冒牌的“中庸之道”。我们要讲道德，但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周朝的奴隶制的道德，不是为道德而道德，而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前提下的道德，我们要讲的道德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提高经济效率，减少交易成本的手段。我们常说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不是说发展与稳定是并列的、是矛盾的，发展是目标，稳定是手段，是为了发展而稳定，而不是为了稳定而稳定，热力学的“热寂”状态、“一沟绝望的死水”倒是稳定的很，但我们不要这种稳定。我们所要的稳定，是一种良好的秩序，一种各尽所能、充分就业的秩序，破坏这种秩序的因素，就是不稳定因素。
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中庸之道。古人之中庸之道，今人称为平衡。早在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了解到事物是个矛盾的统一体，买东西的和卖东西的，企业的利益的员工的利益，员工的激励和惩罚......，世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事物的发展也是矛盾发展的结果，关键是找出矛盾的平衡点，这才是一种稳徤的思想。偏袒某一方，就会激化矛盾，事物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人不好把握的。所以说，中庸之道是一种稳健的思想，不是颓废的，而是积极的。
5、国贸陈典亮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原则和伦理哲学。孔子提出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中庸之道不仅是孔子的方法论，而且是他的政治道德观。他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执两用中，那他就达到了极高明的境界。
同时，中庸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着深远的体现。“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一思想，渗透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生命美学以及艺术美论之中，更是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评价政体时使用的基本标准是正义，而他的正义具有明显的中庸的特征。他说善性的外在形式是公正，而公正则体现为中庸之道。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多，另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少，公正是一种中庸，而不公正则是两个极端。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衡量社会的最高标准和价值。中庸又叫中道，是介于过与不及之间的状态，是古希腊人的生活风尚，不论在科学艺术活动还是思想道德行为中都十分推崇中庸，作为至善至美的标准。他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
在现代社会，中庸思想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样，政府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也要把握适度的原则；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同样站在客观公正、理性均衡的立场上。
中国是开辟一条发展的新路，这条新路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措施是改革开放，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保障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案被国内外的学术界多数意见概括为渐进式改革。
另外，在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中庸之道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中庸之道本质上是对度的把握，就是在一种事物的运动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之恰到好处，即反对过与不及，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把握一个中点或度。以中庸作指导思想，应注意避免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对立的观念之间采取无原则的迁就态度，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中庸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由上也可看出，在现实生活中，要处处做到中庸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要把好“度”这个尺寸，将动静、内外、潜显、体用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达到了一种至高至善至美的和谐状态。在此以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结束我的观点。
6、国商2班19号陈呈：我们伟大的总理周恩来就深知中庸之道，总是站在中间位置。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旧说《中庸》是子思所作。其实是秦汉时儒家的作品，它也是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论著。
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提出人性修养的教育理论著作。《中庸》郑玄注：“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
《中庸》强调中庸之道是人们片刻也不能离开的，但要实行“中庸之道”，还必须尊重天赋的本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即《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之谓性”，是说人性是由天赋予的。“率性之谓道”，是说循着这种天性而行就合于道，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治儒家之道，所以说“修道之谓教”。实行“中庸之道”既是率性问题，也是修道的问题，这是发展了孔子“内省”和曾子“自省”的教育思想。
《中庸》要人们贯彻孔门相传的“忠恕之道”，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正是孔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合于“中庸之道”。
《中庸》又提出了有德之人必须好“三达德”，实行“五达道”，才能达到“中庸”的境界。所谓“五达道”即“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处理这五方面关系的准则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五达道”的实行，要靠“三达德”：智、仁、勇。而要做好“三达德”，达到中庸的境界，就要靠“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努力进行主观心性的养成，以达到“至诚”的境界。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程序，并强调“择善而固执之”的勤奋不懈精神。它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为学必有的过程。它又说：“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在教育上它所提出的为学程序与顽强的学习精神，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7、国贸班杨瑒：“中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至高境界，然而民众却很少有人拥有这种品德了。孔子并没有为“中庸”下过定义，然而五四运动后社会大众对“中庸”的理解却是消极的、负面的。《中庸》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庸”，并非如此。
鲁迅曾在《华盖集》中提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尚有权利，看见別人奈何他不得，或有多数人作他护符的時候，多是凶残，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而柏杨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酱缸文化，外来的好文化一到中国就像进入酱缸一样被污染成为了坏文化。
从这两人的观点中并不难看出文学界对于中庸的理解，认为“中庸”便意味着“欺软怕硬”、面对强势明哲保身的态度。
北宋的二程对《中庸》很是推崇，到朱熹時《中庸》因被列入《礼记》而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然而最早误导人们“中庸”二字的却是朱熹。
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就对“中庸”二字下了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及后引用了程子的解释开宗明义：“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人大都将“中”理解为“折中”的意思，其实不然，此处“中”应该理解为“公平、公正”，《中庸?右第一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评注仲尼的“中庸”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意即，中庸是指保持中立、行事适度，而平常的道理是上天的，要求精确到极点。
《中庸》一书开宗明义：第二章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出“中庸”并非所谓保持中立，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的大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吗，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种刚刚好、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的程度，却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或许祁黄羊可算其中一位“得到之人”。他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给百姓带来贤能的官员，并且依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可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此外，宋朝的包拯亦是一生秉持“公正、不偏不倚”的官员，后世亦给出极高的赞誉。
除此以为中庸的义涵还包括一些其他为人处世的要求，例如真诚。《中庸》說：“诚者，天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说明孔子在提出“中庸”理论之外，将此二字定义为“真诚、诚恳”。真诚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道，莫过于它能使人感受到温暖，从而与人为善，进而达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而若统治阶级待人以诚，则能招来贤才、天下归心，从而达致稳固社会的目的。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诚意换来诸葛亮的出师；但始终，“恰如其分”是中庸之根本，唯有恰如其分的处事做人，才能赢得互相尊重和信任，以至能收获和谐共处的生活氛围。
8、国贸班田源中庸，在于平衡。
孔子曾赞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将“中庸”视为至高的品德，君子应当努力去追求的境界。但这并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华夏先哲积累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尧曰“允执其中”，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个“中”，不仅是一种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与人生智慧。孔子加以提倡，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就是西方所谓“绅士”，小人不是坏人，而是民间所谓“二杆子”“二百五”，“反中庸”，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与他人关系问题上的和谐状态同样是我们必须着力营造的。因此，儒家倡导的“人我合一”的中庸平衡智慧也给我们极大的启迪。事实上，人我之间既走出自我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羁圈，又反对一味地强调自我牺牲的说教，正是我们今天追求“人我合一”要达到的中庸平衡境界。它无疑是我们构建祥和稳定社会的伦理基础。
在我看来，对“庸”的理解应该回到古代语境。就是实践，是把握到纷繁复杂的事情的度，并将这个度运用到生活与实践中。中庸不是平庸和放纵，不是日常的放松和失度，而是用更高的合于“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使人不要去追求过多的外在物质附加物，不要对人生做太多的欲望贪婪的“加法”，不要往自己身上叠加过多的名誉、地位、财富，否则就会沉重痛苦烦恼焦虑。真实的人生应该把握合适的“度”，在做生命的“减法”中得其本真之“度”——做事需不偏不倚，不去做“怪力乱神”之事，依循正常平常的生活规律去做。“中庸”启示人们戒贪、戒躁、戒欲、戒满。戒除之后，人才是真人，才会成为守节持中恒常有度的君子。
9、国贸苏德祥论语是一本经典之作，是一部记录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及弟子之作，虽然算不是了如指掌，但在商道课中提起的及句话，已让我受益良多中庸，是孔子所提倡也是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但此中庸非我们想象中的爱很不分，不偏不倚，毫无原则的折中，孔子的中庸，是有原则的，原则性还很强。
以《子路篇》有一段话可得知，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恶无知，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说得多好！从这句简短的话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孔子中庸的原则性，人性本善，人人都想做好人，但现实是复杂的，做人，不要试图去做那种圆滑的烂好人，也不要去追求百分百得赞成票，不要企图所有人都说你好，这是不现实也是没必要的，对坏人的好就是对好人的坏。
在我的理解，这便是中庸，中庸既原则，正道直行，坚持对的，反对错的，爱恨分明，这样的结果不是所有人都说你好，但定有人称好，而坏人继续说你的坏话，这样就够了。
10、国贸班杨瑒“中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至高境界，然而民众却很少有人拥有这种品德了。孔子并没有为“中庸”下过定义，然而五四运动后社会大众对“中庸”的理解却是消极的、负面的。《中庸》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庸”，并非如此。
鲁迅曾在《华盖集》中提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尚有权利，看见別人奈何他不得，或有多数人作他护符的時候，多是凶残，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而柏杨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酱缸文化，外来的好文化一到中国就像进入酱缸一样被污染成为了坏文化。
从这两人的观点中并不难看出文学界对于中庸的理解，认为“中庸”便意味着“欺软怕硬”、面对强势明哲保身的态度。
北宋的二程对《中庸》很是推崇，到朱熹時《中庸》因被列入《礼记》而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然而最早误导人们“中庸”二字的却是朱熹。
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就对“中庸”二字下了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及后引用了程子的解释开宗明义：“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人大都将“中”理解为“折中”的意思，其实不然，此处“中”应该理解为“公平、公正”，《中庸?右第一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评注仲尼的“中庸”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意即，中庸是指保持中立、行事适度，而平常的道理是上天的，要求精确到极点。
《中庸》一书开宗明义：第二章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出“中庸”并非所谓保持中立，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的大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吗，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种刚刚好、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的程度，却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或许祁黄羊可算其中一位“得到之人”。他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给百姓带来贤能的官员，并且依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可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此外，宋朝的包拯亦是一生秉持“公正、不偏不倚”的官员，后世亦给出极高的赞誉。
除此以为中庸的义涵还包括一些其他为人处世的要求，例如真诚。《中庸》說：“诚者，天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说明孔子在提出“中庸”理论之外，将此二字定义为“真诚、诚恳”。真诚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道，莫过于它能使人感受到温暖，从而与人为善，进而达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而若统治阶级待人以诚，则能招来贤才、天下归心，从而达致稳固社会的目的。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诚意换来诸葛亮的出师；但始终，“恰如其分”是中庸之根本，唯有恰如其分的处事做人，才能赢得互相尊重和信任，以至能收获和谐共处的生活氛围。
11、国贸班30号缪少华如果顾名思义，似乎中庸之道就是正确之道，因为“中庸”就是不偏不斜、不左不右、不走极端，就像“东家之子”的长相——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施朱太红，擦粉太白；也如那个“搔痒”的谜语，“上边上边，下边下边，左边左边，右边右边，重些重些，轻些轻些，”就是“正好”，就是恰倒好处，这样的道，自然是好道，是再正确不过的道。但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事实就大不然起来，无论是《中庸》之道，还是儒家之道，都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正确之道，都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只不过是抢先使用了“中庸”这个名词。下面我们先把形而上学放在一边，而就一些具体问题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在政治上存在两个有失中庸的极端，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独夫专制主义，辜鸿铭用“群氓崇拜”和“强权崇拜”来说明这两个极端，非常贴切。针对这两种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民主集中制，当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集中基础上的民主。作为政治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也有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针对这两个极端的中庸之道自然就是带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便是这样一种较为中庸的东西。在道德问题上，也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忠、孝、诚、信等，另一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不忠、孝、诚、信等，前一种可称为奴才哲学，后一种可称为强盗哲学或虎狼哲学但仍不太贴切，因为强盗和狼也是讲道德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自然是相对的道德，这种道德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是一种竞争手段。如果世界是奴才哲学的，自然不会有“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问题存在，也不会有博弈论、信息不对称，强盗哲学也是如此，因为此时根本不会有合作发生。就象钱钟书所说的“二柄与多边”，类似的方面和极端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12、国贸班倪晓骏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质达到太平和合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当今，我国的许多企业和管理者都在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却没有对传统文化蕴含中丰富的管理思想引起重视。他们仍在狂热地追逐国外的管理时尚，但是换来的只是“东施效颦”的丑剧，当众多的希望破灭时，向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思想也就成为一条值得探索和重视的途径。
“中庸之道”运用于企业管理中有三层含义。第一、做任何事情要有度，不要走极端。第二、把握好矛盾双方，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协调，从事物对立的两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偏不奇。第三、掌握好灵活多变的原则，要在事物的变化中看待问题，将遇到的事情放在当时的政策、形式、状态下来处理。
企业管理中的中庸之道，正是今日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要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这就涉及到一个价值观和尺度的问题。比如说某位员工因工作失误被罚了200块钱，90%的人都认可这样的决定，这说明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认为这样做是适度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管理成本就会大大降低，企业的运转就会达到效率最大化。亨利?法约尔指出：“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死板和绝对的东西，这里全部是尺度问题。管理是一门很难掌握的艺术，它要求智慧、经验、判断和注意尺度。”这里的“尺度”就是中庸思想的表现。“中庸之道”还有一层涵义，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希望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只有这样，才算符合中庸。
运用到管理当中，管理者要做到中庸首先要了解员工的价值观，感知员工的需求，其次要调整员工的价值观与企业的价值观一致起来，当全体成员的价值观都统一到一起的时候，就到了企业效率最大化，社会效率最大化的时候，企业才更加和谐，效率更高，竞争力更大，这才是我们学习中庸的最终目的。
如何实施企业管理的中庸之道？从整体来看，企业要做内外有度，张弛平衡，要实施软与硬的平衡，攻与守的平衡，官与兵的平衡等等。在经营良好的前提下，要积极回报社会；在经营不善的情况下，要努力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即要做遵章守纪的企业公民，同时又不要被规章制度约束了创新行为；要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又不要学习“大跃进”的激进方式。具体到各项职能，在计划方面，管理者要做到保持战略层面和经营层面的统一和平衡，既要努力使战略计划成为经营活动的“经”——长期不变的指南，也要努力使经营层面成为经营活动的“权”——紧紧围绕战略展开并适度调整。在组织方面，管理者要使组织结构保持软硬的结合和平衡，要保持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要协调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平衡。在领导方面，管理者要使员工与团队之间的平衡，要保持自身管理能力与领导能力的平衡。在控制方面，管理者要保持事前控制、事中控制与事后控制的平衡，要像放风筝一样，既能使员工与团队自由发挥，又能使他们的主动性保持在一定范围。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要学习中庸之道，都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只有在不断学习和改进当中，才能慢慢去领悟中庸之道真正的内涵。
13、国贸陈典亮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种道德实践原则和伦理哲学。孔子提出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也就是去除偏激，选择正确的道路。中庸之道不仅是孔子的方法论，而且是他的政治道德观。他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执两用中，那他就达到了极高明的境界。
同时，中庸思想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着深远的体现。“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一思想，渗透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理论、生命美学以及艺术美论之中，更是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评价政体时使用的基本标准是正义，而他的正义具有明显的中庸的特征。他说善性的外在形式是公正，而公正则体现为中庸之道。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多，另一方面是所有的过少，公正是一种中庸，而不公正则是两个极端。中庸之道是亚里士多德衡量社会的最高标准和价值。中庸又叫中道，是介于过与不及之间的状态，是古希腊人的生活风尚，不论在科学艺术活动还是思想道德行为中都十分推崇中庸，作为至善至美的标准。他认为，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
在现代社会，中庸思想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同样，政府处理各种复杂的政治局面也要把握适度的原则；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同样站在客观公正、理性均衡的立场上。
中国是开辟一条发展的新路，这条新路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措施是改革开放，办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保障是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案被国内外的学术界多数意见概括为渐进式改革。
另外，在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也是中庸之道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中庸之道本质上是对度的把握，就是在一种事物的运动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点，使之恰到好处，即反对过与不及，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把握一个中点或度。以中庸作指导思想，应注意避免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是在原则对立的观念之间采取无原则的迁就态度，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中庸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由上也可看出，在现实生活中，要处处做到中庸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要把好“度”这个尺寸，将动静、内外、潜显、体用有机地统一起来，才是达到了一种至高至善至美的和谐状态。在此以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结束我的观点。
14、国商2班方西西简单的说，中庸之道亦即君子之道。它是传统儒家修行的法宝。
我认为，中庸之道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的。它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的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人格，至善至诚至圣至德合内外之道的理想人物。
然而，做到上述所说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并且，自觉的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正是我们大学生缺乏的。如果我们大学生努力做到这些，我相信，我们的大学生活会因此而丰富精彩不少。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使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所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理想境界。我不禁想起了我们令人堪忧的自然环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等。我们人类是不是应该反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不是该顾忌一下自然环境？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慎独自修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主题思想，教育人们自觉的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忠恕宽容教育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
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中庸里的至诚尽性忠恕宽容至诚尽性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自身修养很重要，保护环境也很重要，忠恕宽容也很重要，并且我认为，寻求快乐的重要途径是就是忠恕宽容。你不计较了，你就会快乐很多。
中庸之道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以上观点只是我的浅薄之见。
15、国贸女吴婷玉《中庸之道之我见（从金庸读中庸）》在中国的文化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井水处有金庸”，如今却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现已年过古稀的金庸先生依旧是那样潇洒自如，风度翩翩，是因为他保持了一份顺应自然的中庸心态。他说：“可以说《天龙八部》表达了我对人生的部分看法。我们中国人认为，虽然死不可避免，但生时应该过得好好的，应该去帮助别人，心平气和的，讲究中庸之道。”
狭义的中庸之道，即君子之道，做事对人，守中不偏。正常人心长在身体的一侧，很少有人心长在身体的中间，所以一个人能做到守中不偏，是很难的。正因为不易，所以能守住中庸之道的人太少。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处理事情时，人际交流方面，多想想自己喜欢什么。我不喜欢吃亏，那就不要让别人吃亏；我不喜欢别人骂我，那我就不去骂别人……此谓之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中庸是对圣人的最高评价，是处世的最高准则。然而，这一最高准则却被一些人理解的面目全非，中庸并非平庸、保守、妥协、不求上进，中庸是折中调和，是允执厥中，孔子说：“温而厉，威而猛，恭而安”，便是中庸的不二写照。
万事不强求，能有所作为当然好，不能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寻求内心的闲适，要自己获得满足。正是这种正确的人生观指导着金庸，才让他写出十五部处处蕴含着无穷的智慧的经典小说，才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同和喜爱。
曾有人在报上对金庸的小说进行了刻薄的嘲讽。当时，许多人都认为金庸会大动肝火。但恰恰相反，金庸没有拍案而起，而是向媒体发了一封特别温和的公开信：“……上天待我已经太好了，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也不会不开心的。”轻描淡写，泰然得很。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品性修养。这种修养是极宝贵的财富，是情志养生的至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关键就是要具备“八风吹不动”的心理素质。
金庸对“八风吹不动”的境界做了自己的解释：“佛家的‘八风’，是指利、衰、毁、誉、称、讽、苦、乐，四顺四逆一共八件事：顺利成功是‘利’，失败是‘衰’，别人背后诽谤是‘毁’，背后赞美是‘誉’，当面赞美是‘称’，当面詈骂攻击是‘讽’，痛苦是‘苦’，快乐是‘乐’。先哲教导说，应当修养到遇到八风中任何一风时都不为所动，这是很高的修养。我朝这个境界不断地努力，就一定能健康潇洒地活着，不会随随便便地被不如意的事情气出病来，更不会被气死。”
中国正是因为有中庸之道作为思想指导，才具备了礼仪之邦的美誉。忠孝仁义信，无一不是中庸之道的产物。关于中国人的忠义，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有力而有趣。辜鸿明的一个苏格兰朋友告诉他说：他有一个中国仆人，那是一个十足的流氓，不但说谎、敲诈，而且还经常去赌博。当他在一个偏僻的口岸染上伤寒，且身边无一个朋友能照料他时，他的仆人，那个十足的流氓却来精心照料他，使他获得了从最好的朋友，亲人那里都无法得到的照顾。这就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同情心，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义”，“信”。
“打倒孔家店”的时代早已过去多年，中庸之道使中国具备了深沉、博大、纯朴、和灵敏，更使中国人具备了一种温良。以古为鉴，中国社会的未来将更美好。
16、国贸班王兆夫“中庸”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至高境界，然而民众却很少有人拥有这种品德了。孔子并没有为“中庸”下过定义，然而五四运动后社会大众对“中庸”的理解却是消极的、负面的。《中庸》一书中所提出的“中庸”，并非如此。
鲁迅曾在《华盖集》中提出：“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尚有权利，看见別人奈何他不得，或有多数人作他护符的時候，多是凶残，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
而柏杨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酱缸文化，外来的好文化一到中国就像进入酱缸一样被污染成为了坏文化。
从这两人的观点中并不难看出文学界对于中庸的理解，认为“中庸”便意味着“欺软怕硬”、面对强势明哲保身的态度。
北宋的二程对《中庸》很是推崇，到朱熹時《中庸》因被列入《礼记》而成为历代学子的必读书。然而最早误导人们“中庸”二字的却是朱熹。
朱熹在《中庸章句》开篇就对“中庸”二字下了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及后引用了程子的解释开宗明义：“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今人大都将“中”理解为“折中”的意思，其实不然，此处“中”应该理解为“公平、公正”，《中庸?右第一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评注仲尼的“中庸”为：“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意即，中庸是指保持中立、行事适度，而平常的道理是上天的，要求精确到极点。
《中庸》一书开宗明义：第二章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指出“中庸”并非所谓保持中立，莫管他人瓦上霜，而是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述的大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吗，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种刚刚好、多一分不多少一分不少的程度，却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或许祁黄羊可算其中一位“得到之人”。他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给百姓带来贤能的官员，并且依据他们的能力将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岗位，发挥所长。可谓“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此外，宋朝的包拯亦是一生秉持“公正、不偏不倚”的官员，后世亦给出极高的赞誉。
除此以为中庸的义涵还包括一些其他为人处世的要求，例如真诚。《中庸》說：“诚者，天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说明孔子在提出“中庸”理论之外，将此二字定义为“真诚、诚恳”。真诚之所以能成为天下之道，莫过于它能使人感受到温暖，从而与人为善，进而达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而若统治阶级待人以诚，则能招来贤才、天下归心，从而达致稳固社会的目的。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诚意换来诸葛亮的出师；但始终，“恰如其分”是中庸之根本，唯有恰如其分的处事做人，才能赢得互相尊重和信任，以至能收获和谐共处的生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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